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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中图社
2009-08-10

  27万字《周作人传》日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作者、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本报记者 刘悠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一般读者对于周氏,有三件事最觉热闹:一是其人何以从“五四”时期的斗士,一变为“自甘凉血”的闲适了;再是兄弟失和;三是落水附逆。坊间不少周作人传记,也曾绘声绘色填补这其中的空白。然而,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周作人传》中,你绝看不到意想之中的“八卦”,学者止庵第一次完全摈弃“合理想象”与“合理虚构”,从上千万字的周氏生平资料中披沙拣金,交出一部27万字的周氏思想史。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对于周作人,止庵自有评判,可在传记中,他绝不将一己立场横亘于读者与传主之间。日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该书作者、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先生,力图通过“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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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可以放下“周作人”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文化广场》:您为周作人作传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国内目前可见的大量周氏著作都是您亲手校订整理、编辑出版的,似乎只差一本传记即可称之功德圆满了。在自序中,您说“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这本新书对你的周作人研究是一个总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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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庵: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1986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编校周作人著61种,其中《周作人自编文集》36种,《苦雨斋译丛》16种,《周氏兄弟合译文集》4种,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周作人一生著译在1000万字以上,加上未及整理的书信、日记,实在蔚为大观。目前为止,这些著译绝大部分已经出版,没有出版的只剩早期的文言文译文和他上世纪20年代的一些译文,还有集外译文,大概100多万字。现在收录他全部译作的《周作人译文集》正在编辑中,等做完后,我大概可以放下“周作人”这个题目了。当然我仍然继续搜集他的生平资料,等攒多了,可能还会对《周作人传》做些补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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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意做翻案文章”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文化广场》:有关周作人的传记著作,坊间已有数部行之于世。您仍要花费3年时间来写这部新著的原因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止庵:我这些年一直在编他的书,慢慢地有了些想法,发现以往的周作人研究或说得“不够”,或说得“不对”,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果证因”。关于周作人,有很多“定论”,我完全无意推翻,但我们不能从现成的“定论”出发来解释一切。结论都是简单的,而过程是复杂的。过程也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动机,结果使我们判断一个人,动机供我们理解一个人。我们应该从动机和结果两方面来审视,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改变对这个人物的判断。具体说到周作人,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机构曾对他有过4次判决。我根本无意为他翻案,我更关心他一生到底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做什么。在周作人研究中,这三个层面可以说同等重要,但前两个层面,尤其是第一个层面的研究却相当匮乏。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周作人传》之前,我写过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叫《神奇的现实》,其实也是考虑人在具体环境和语境下的复杂性,尤其是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之处,我关心的一直是这个问题。如今的历史书都是“结果史”,我希望能另有一本“人类动机史”,这工程太大了,我自己这两本书也许可看作“动机史”的片断吧。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归结起来说,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这是我写《周作人传》的总体想法,这本书体现了我的历史观。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传记”不同于“传记小说”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文化广场》:这本书的写法极其有趣,您自己的述介、评析文字不及全书三分之一,此外大部分都直接引自传主文章、书信、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看上去只是考订、裁剪与记录。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做传者的立场是否应该凸显?您的立场又是什么?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止庵:我有一条很管用的快速鉴别传记优劣的方法,凡是带着不注明出处的对话或“他想……”的,我一律不买,自然也不读。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里有两句话我特别认可。该书起首说:“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结末则说:“事件史中或许有教训也说不定,但并不一定需要结论。”这是一种个人的,然而也是学术的姿态。我也希望《周作人传》体现这样的姿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这本书里,其实我自己的评价、甄别和判断不少,我只是不希望过多。比如“兄弟失和”这一段,我在介绍了当事人、知情人及较为接近的人种种语焉未详的资料之后,只是说:真正打击周作人的并非兄弟失和,而是造成失和的那个原因,至少对他来说,从未怀疑其真实性。当然我也在注释里提到:“值得留意的是,母亲鲁瑞与两个儿子合住,却对此事无所干预。”但我没有由此妄加推论。这仍然是个不解之谜。顺便说一句,前些时有一本书,根据事发那天周作人的日记里一句“上午池上来诊”,而多年后日记里有羽太信子癔病发作的记载,就推说:“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癔作,如谵如呓’(这是1962年3月2日即三十九年后的话),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有人称之“尽释疑惑,可成定论”,我看未必吧。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他的思想导致了一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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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广场》:相较以往的周作人传记,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否在于它是一本真正的周氏思想史,第一次溯本求源、系统地梳理了周作人的思想脉络?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止庵:很多人认为,思想一定得变成现实才有意义,我对此一直表示质疑。我认为,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现实,本身就改变了我们的现实,人类文明史上很多好思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却构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正是他的思想。因此,我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重要得多。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过一句话,“我真实是一个屠格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地活着。”周作人后来把自己一生的思想归纳为“伦理之自然化”与“道义之事功化”。但是此前在1924年他还写了一篇重要文章《教训之无用》。30年代后,他开始强调“事功”,40年代又提出“道义之事功化”,与“教训之无用”所体现的纯粹思想者的姿态显然有所背离。这在我看来,正是导致周作人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周作人的附日,除了当时一些比较直接的原因,比如判断中国会长时间被日本占领,因为家累不肯南下,后来受到刺杀恐吓等之外,他一向将气节之类视为虚妄,他提倡的“道义之事功化”也是一个重要动机,他的出发点——即使不是全部——是在已经认定中国会被日本长期占领下,自己做一点实际的、在他看来是有益的事情。虽然历史并不依此逻辑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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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雨果的立场质疑《天演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文化广场》:一般读者阅读周作人的著作,最大的误区就是将周氏定位为一位闲适的小品文作家。在您看来,究竟该怎样评价周作人的价值?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止庵:我看见有篇评论说,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将“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以及“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视作专制的两面,且始终对某种“善意”的秩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身为人道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提倡“儿童本位”与“妇女本位”,他心目中的“人”字显然是大写的,这既是他对人的态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身为文化批判者的周作人则“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素的国民性加以批判”,其文化批判的意义即在于对宗法礼教桎梏的拨乱反正,目的无非是让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念。我觉得说得不错,但需补充一点:如果不首先或不始终是个人主义者,也就谈不上是自由主义者。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讲到自己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时非常激动,周作人读《天演论》比鲁迅晚三年,过去有传记就直接将鲁迅的“激动”挪到周作人身上。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周作人日记,他读这本书花了一年多,只说过“文笔甚好”。1906年,周作人写了自己第一本书《孤儿记》,是拿雨果的一篇小说半抄半写的。当时《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社会的主流思潮,周作人却在《孤儿记》中关注无力竞争而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并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这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终其一生,他总是站在“弱者”和“个人”立场上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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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产品”是一本30万字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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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广场》:此书通过选取周氏自己的著述文字,以体现其思想脉络,在资料的挖掘与整合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我把这种写传路数理解为“编撰法”,这种方式是否反映了您的传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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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庵:我写传记,第一反对“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第二反对把人家的话改成自己的,或把直接引语改成间接引语;第三反对对材料不加甄别地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目前,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比如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书信很少搜集整理,档案材料不曾公布,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不仅材料不够,而且真假参半。目前能见到的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往往搀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这本《周作人传》是思想传记,但真要想写生平传记,说实话也写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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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生平传记的最大困难,就是材料不够。即便是鲁迅,当年也没有系统地找见过他的人做口述实录,现在就不可能做了。连鲁迅研究这样的“显学”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活资料丧失,死资料未能好好收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传记起码应有四个要素,一是材料,二是观念,三是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是文笔。首要的便是材料,材料匮乏,下面几项就不用提了。所以在中国,想要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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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笔写《周作人传》之前,我记了30万字的札记,是为了写传记做的准备工作。比如书中有一句话:“一九四四年末至抗战胜利,与他有关系的杂志如《古今》、《中和》、《求是》、《天地》、《逸文》……等,陆续停办。”我把那时的各种杂志何时终刊列了个表,然后才敢在传记里写这句话。我的札记就是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但我的确希望书中每句描述、每个判断都有依据。我是学医出身,医生不能妄断;此外,我特别推崇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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