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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杂思之刘洪波专栏
济南确诊中国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病例，与成都的首宗病例一样，属于输入型。
与成都病例不一样的，是济南病例有更多的“未明接触”。成都病例从美国入境后，乘飞机进入四川，沿线与之有接触者多可查得，但仍有16人未找到。济南病例从加拿大入境后，有住宿，有活动，乘坐火车，与之有接触者难以查明。
疫病是典型的全球问题。全球化时代，国门成为疫病的防火墙已越来越难。现在，中国的两个输入型病例暂未引发流行趋势，但人们安全感的变化不可避免，相关防疫措施的再度加强也势所必至。公共场所是否会采取SARS流行时普遍设立检测点的做法，会视乎疫情变化而定，与染疫者接触过的人被隔离观察则是基本措施。
还在甲型H1N1被称为“猪流感”的时候，我已有过文章，认为疫病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可能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冲击，例如可能带来的外交纠纷、人民的国际交流障碍、人与人之间的疑惧等等。这些情况是否发生，取决于疫病发生的程度。
疫病也可能冲击许多观念，例如它可能形成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了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观念，每个人都拥有独立而且全面的权利，许多权利被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而疫病的严重性，可能需要个人权利的暂时收缩，例如隔离观察，这是一种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意在消除疫情蔓延的危险。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疫病隔离既是一种医学措施，也是一种社会措施、法律措施。从医学上讲，对一种危险的疫情，隔离是控制疫情的当然之选。从社会角度看，隔离是基于社会和多数人的权利。从疫病隔离的强制性来说，被隔离者处于服从状态，自由行动暂时地受到一定限制。
作为医学措施与作为社会措施的隔离并不一样，例如，作为医学措施，隔离是无条件的，但作为社会措施，隔离的形成依赖于被隔离者处于少数，如果多数人染疫，那么隔离无法实现，未染疫者只能自我远避，所以隔离可以说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所采取的一种社会措施。在法律上更是这样，隔离无法在一个多数人染疫的状态下执行。但是，多数人染疫，社会后果简直不可想象，人类理性不允许坐视这种局面出现。
疫情的出现，必然使社会产生严格并且坚决执行隔离措施的愿望。但我想被隔离者的权利是值得关注的。隔离针对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损害，而是损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被隔离者可能带有病毒。一个人是否带有病毒，我们无法立即辨别，这是技术上的问题。社会因为技术上的欠缺，没有能力为某人立即验明染疫状态，使得他需要被隔离起来，目的是基于社会希望更大程度上离开染病的危险。隔离施于被隔离者，本质上是少数人为多数人的安全付出的代价。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隔离的实施来说，应该考虑到被隔离者的安全。处在隔离状态中的人，未必就染有疫病，他们被隔离，社会变得安全，但他们被隔离，是否增加了他们染疫的风险？例如，一群被隔离者中，可能都未染疫，也可能有人染疫，那么隔离就会增加疫病在被隔离者之间传染的可能性。因此，隔离似乎有必要考虑采取单独隔离的方式。
无论是集中隔离，还是单独隔离，都会带来被隔离者心理上的不安。这种不安，不仅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务，这些事务要被打乱，还来自染疫的可能，来自社会环境的失去，来自人从自主行为者变成一个医学乃至社会学上的“观察对象”。
思考疫病控制与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的冲突，使人感到疫病话题的沉重。疫病威胁人类，不只是生命和健康，还有人类关于世界、秩序、个人、社会、价值等问题的答案。控制疫病的措施，需要在进退尺度上、行动力度上保持好分寸。(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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