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报记者孔令敏□
日前，一则题为《政协委员称看病不难也不贵》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民用十分苛刻的言辞批评部分政协委员不了解老百姓看病就医的实际情况。引发此话题的当事政协委员告诉记者，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己所能为百姓解决好实际问题。
我国缺乏合理的就医路径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因为这则新闻成了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热点人物。他告诉记者，这条新闻曲解了他的本意，他没说老百姓看病不难也不贵，而是建议为看病难制定一个具体的界定标准。如果只是泛泛地谈看病难，那么10年以后，这个问题到底解决没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依然无法判断和衡量。
徐勇说，现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感觉，而感觉太抽象了。因此，他今年带来的提案就是《明确看病难的定义和分类标准，以便更好解决看病难的建议》。
他认为，目前，我国患者看病程序过于随意，缺乏合理的就医路径引导，因此应该尽快建立起双向转诊制度。在这一前提下，在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明确诊断和治疗的患者，在一定时间之内如果无法进入合适的医院接受诊治就是看病难。通过这一标准的制定，可以引导各级医院按疾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病人就诊，从而更好地利用公共医疗资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级政府都应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看病难的分类标准，将疾病分成若干类别，有序地安排患者的诊疗和住院，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看病贵源于老百姓自付比例偏高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也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说，看病贵和看病难都是相对概念。单讲看病贵就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当患者的自付部分远远高于自己所得的时候，就是看病贵。比如他所在的医院进行一例异体骨髓移植手术需要十四五万元，同样的手术在10年前的法国就需要150万法郎。这个手术到底贵不贵？如果对于一个淮安农民来讲，不仅是贵，而且是太贵了。
李玉峰认为，造成看病贵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老百姓的收入还比较低；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和国际接轨的速度非常快，新技术和新药品必然比较贵；基层医疗服务条件差，老百姓在本地看病不放心；医疗消费具有趋高性，老百姓得了病都想到最好的医院就诊；医保报销比例偏低，居民自付比例高；国家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到位，医院创收动力大，同时也确实存在部分医院收费不合理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李玉峰建议，首先要界定好基本医疗的范围，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政府要适当加大投入，提高报销比例，加快药品和医疗器械国产化程度，加强对医院的管理。
大部分患者不需要找专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沈悌认为，在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城市里的社区医院包括区级医院病人非常少，而北京各大医院一半以上的患者又来自全国各地，这就势必造成上大医院看病难、找专家看病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沈悌坦言，如果患者要挂他的号，确实需要排几天的队。但这些花了很多钱和时间来找他看病的患者，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并不需要找他，只是到他这里来寻求一个最后的诊断结果。明确结果后，还是回到当地医院治疗。也有一半左右的病人是拿着厚厚的病历来找他咨询的。对于这些病人，他非常理解，但患者这种看病就医的心理也必然造成看病难，因为优质的医疗资源总是稀缺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认为，现在很多患者到了大医院总是希望当天来当天看、进了医院马上能看。对于患者的这种心态，医务人员很理解，但面对大医院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现实，患者必然有个等待的时间。医改的一项内容就是，政府如何通过各种政策让患者减少等待，医院尽量让病人少等待。但是，总得等待。
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李文志认为，要解决老百姓到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医改应该将主要精力投入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特别是提高人员水平和医疗水平上。他认为，医改方案中提出的允许医生多点执业的做法非常好，因为大医院的专家到基层执业不仅可以给病人看病，更能使基层人员的医疗技术提高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