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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劲松
今年的2月12日，是伟大的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纪念日。
达尔文他乡遇故知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仁人志士纷纷引介各种西方学说，由于文化差异和传统影响，西学东渐的道路并不平坦，许多观念和理论长期为国人所拒，难以流传。然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命运堪称异数。严复先生编译的《天演论》甫一出版，进化论就风行海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进化论的观念虽来自异域，在中国却所向披靡，未见有力的抵抗。而在原产地的西方，无论是在宗教界，还是在生物学界，达尔文进化论都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出奇的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一神论传统，与西方相比早熟而理性，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一个在天地万物之外创造并主宰宇宙自然的白胡子老头这样的神的形象是荒唐可笑的。生命现象也是一个演化过程，对于深受周易阴阳变化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要比相信宇宙是神制造的机器的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的。因此，与西方相比，国人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确减少了许多宗教和自然观上的阻力。
然而，国人之所以如此欣然接受进化论，并不是我们对于生物学有特殊的兴趣和能力，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达尔文进化论所描绘的物竞天择图景，似乎正是中国在列强环伺下面临亡国灭种境遇的真实写照，因此引发了国人忧患意识的深层共鸣。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天道与人道不二，在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民族要想渡过生存危机，就必须奋发图强，维新变法。达尔文进化论在“人道”(社会层面)上正确的解释能力，就保证了其在“天道”(自然层面)上的真理性。因此，虽然中国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具有现代生物学知识，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能力可以判断达尔文进化论的真伪，却不加怀疑地接受了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成为了一种具有“科学正确性”的基本信条。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当进化论成为教条
然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观念，虽然几乎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赞同，却常常是错误理解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在动物园里听到许多父母告诉孩子说，长颈鹿的脖子所以那么长就是因为它们一直要伸脖子去吃树叶。这显然是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观念，与达尔文所强调的“自发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观念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不仅发生在许多知识不足的普通人那里，就是在对恩格斯的名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理解中，这样的误解也是非常普遍的。
由于国人往往不是把达尔文进化论当作具体的科学研究成果，而是当作一种神圣的教条看待，所以常流于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对于学界后来相关进展了解不多。例如，达尔文强调生物演化的渐进，地质学的研究却表明生物的进化史上不乏快速突变的阶段，如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达尔文强调物种演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木村资生等人却发现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演化变化以及物种中的大多数变异性是中性的随机漂变。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于复杂的进化过程的理解。
过去，国人大多强调达尔文进化论在冲击西方宗教势力的思想禁锢方面的重大作用，强调其推动生物学发展的贡献，称赞其鼓励变革的思想解放作用，却很少提及进化论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负面影响。其实，达尔文进化论的滥用也直接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助长了种族歧视思想，甚至为纳粹所利用。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要理性，不要功利性
也许有人会不屑一顾，说达尔文进化论不应为这些错误的使用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有权利赞颂中国近代思想家那些有益的“误用”，并归功于达尔文进化论；则这些有害的“误用”，何尝又不能说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消极影响呢？更何况，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达尔文进化论之所以为人所接受，与其理论中所包含的推崇竞争以及种族偏见，与其在社会层面上的意涵不无关系。
在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全面的眼光理解达尔文进化论，从功利性的误用和膜拜性的神化中恢复其科学成就和理论探索的本来面目。
□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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