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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政孙梦
7月13日，卫生部的一纸通告，再次把“全国戒网专家”杨永信的“网瘾”治疗模式拉到聚光灯下。这位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生在“网瘾”孩子太阳穴或手指上接通电极，试图以电刺激引发孩子对网络产生厌恶感的疗法，因其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而被卫生部叫停。
“网瘾”这个词自从诞生以来，就一路伴随争议。“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只是诸多“网瘾”治疗机构中的一个代表。而究竟什么症状表现才算“上网成瘾”？“上网成瘾”究竟是不是病？如果是病，应该由具有什么资质的机构来收治？治疗方法究竟有哪几种？这种种疑问都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回答。然而就在“网瘾”相关概念依然模糊一片的时候，“网瘾”治疗已经在迎合市场需求中，呈现一派乱象。
“网瘾”猛于虎
“网瘾”青少年让家长遭遇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
在山东省临沂市，“网瘾”治疗中心颇有名气。尽管它所在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地处城边，稍显偏僻，但出租车司机都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这是当地的“招牌”。
18时，正值“网瘾”治疗者的集合时间。约有140多名青少年男女穿着统一的迷彩服，喊着统一的口号手挽着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治疗中心的小院子走到几十米外的一个较大的院子里进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统一挂着“某某爸爸”、“某某妈妈”牌子的家长们先是站在小院子外面，当孩子们走到后面的大院子进行训练时，家长们也紧随而至。
在“网瘾”治疗中心，陪护的家长成立了“家委会”。“网瘾”者在这里并不被称为病人，而是叫做“盟友”。在院方及家长眼里，这些孩子都是“走偏”的人。
在这140多名“走偏”青少年中，约有15名少女。100多名盟友加上每位盟友有一到两名家长陪护，让“网瘾”治疗中心挤满了数百人。每一间房基本上要住4名“盟友”和4名家长。“走偏”青少年的父母中有大学教授、房地产公司总裁、银行高管、公务员或商人。他们大都穿着得体，谈吐得当。但是，在表面温文尔雅的背后，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都已经放弃了温和，因为他们经历过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
在网戒中心，很多家长告诉记者，这些孩子的过去让他们伤透了心：在网吧不回家、和社会上的损友胡混甚至吸毒、早孕……有的孩子不仅打骂父母，还因为上网想要杀掉父母。
记者和家长们正聊着，一位戴红牌的家长突然站到记者面前，制止记者的询问。“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他顿了顿，补充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的绝望和无助。”旁边有人称呼他“老秦”。
老秦原是一名基层干部，因为孩子染上“网瘾”，他不得不辞掉工作，专心求治。他的孩子已经在“网瘾”治疗中心住了三个多月。他说，这里是全家人最后的希望。 tujian.org
说起孩子，老秦皱着眉头，尽管口说不接受采访，却忍不住倾诉。
“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会变得这么冷漠。”想到深陷网络不能自拔的儿子，老秦一脸迷茫。“他妈妈在网吧里撕心裂肺地哭，跪下求他回家，他却一点表情都没有！”“儿子的成绩虽不是特别好，但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初二时开始接触网络，因为没影响学习，我们也没在意。去年9月，他以不错的成绩考入高中。”
“去年10月和今年2月，因为一点误会，学校先后两次要求我们把他领回家反思。缺了10多天课，他的学习就跟不上了。他拒绝到学校上课，每天在家闲着，两周后离家出走。”老秦说：“出走三天后，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里找到了他。两天后他再次离家出走。随后的一个多月，他吃在网吧、睡在网吧，为了上网，还四处向同学、亲戚借钱。冬夜里下着大雪，我和他妈妈冒着风雪去网吧找他。他妈一遍遍地哭着求他：‘孩子，别玩了，跟妈回家吧！’他却完全无动于衷！”
在一旁的王一（化名）妈妈主动靠过来：“这里面什么样的孩子都有，”她听说，“16岁的女孩子在网上交了9个男朋友，还觉得自己把男孩子玩了。”
家长们说，“网瘾”很不容易戒除，有的孩子治疗时忍着，离开后马上故态复萌。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站在老秦身旁的老王手臂上有一条近30厘米长的肉色疤痕，这是因为阻止孩子上网，被孩子拿刀砍的。“其实他是个好孩子，我从小培养他钢琴、美术、体育特长，一直是班干部，就是因为‘网瘾’变成这样了。”
有家长补充道，砍父母的不多，但打骂父母的占一半以上，还有冷暴力——几年不和父母说话。
模糊的概念
专家和公众争论不休，却发现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清楚
“网络成瘾”这个词是一个舶来品。1994年，一位美国精神科医生觉得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关于酗酒、赌博成瘾等“行为障碍”定义缺乏生理基础，因而故意仿效着造出一个“网瘾”的概念。
谁知这个在西方如同恶作剧一般的名词，到了中国却具有现实意义。
2005年，我国第一个有关青少年“网瘾”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正式发布。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网瘾”比例达13.2%，而在非“网瘾”群体中，另有约13%的青少年存在“网瘾”倾向。
舆论哗然。由于中国青少年基数庞大，据此推算出青少年“网瘾”者数以千万计。
杨永信就是在此背景下，涉猎戒治“网瘾”工作。此前，他一直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心理卫生工作。 tujian.org
2006年1月，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成立，开始收治“网络成瘾”的少年。2006年5月10日，杨永信治疗“网瘾”成果的第一篇新闻见报。报道称，20名正在接受治疗的“网瘾”者在心理专家杨永信的带领下远离了虚拟的网络，走到大自然中尽情放松。一名患者在报道中称：“真后悔以前把大好的时光浪费在网吧里。”
这个报道刊发后，对杨永信治疗“网瘾”的报道就多起来。随后的一年内，《全国首家网络成瘾治疗网站在我市正式开通》、《临沂“戒瘾网吧”成功为百余网瘾者戒瘾》、《零距离感受网瘾戒治过程》、《戒网瘾中心一年收治316个网瘾孩子》、《创办国内首家戒瘾网吧、戒瘾学校、戒瘾同盟》等多篇报道在不同的媒体纷纷见报，杨永信成了临沂乃至全国的“治疗‘网瘾’英雄”。
就在杨永信因为治疗“网瘾”而声名鹊起的时候，关于“网瘾”本身的争论却从未平息。
“网瘾”是什么？
“网瘾是一种精神疾病。”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精神病学会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彦方认为，在医学上，“网瘾”和病理性赌博类似，归类于习惯性冲动控制障碍。它和毒瘾、酒瘾等物质成瘾不同，属于成瘾行为，即沉迷于某种行为不能自拔，从而影响了患者正常的工作、学习、交往、生活等社会功能。患者的沉迷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纯粹为了获得心理满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陈彦方强调：“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严格定义的基础上。”他列举了症状学标准、严重标准、病程时间等多项指标。根据这些指标，他由重至轻将“网瘾”划分为四类：临床疾病状态，亚临床状态，亚健康状态，正常使用网络。社会上笼统地称呼为“网瘾”的实际只包括前三类，真正需要医学关注的“网络成瘾”其实只有处于临床疾病状态的人群。据陈彦方估计，“这一类人通常只占我们所说的有‘网瘾’者人群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作为参与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主要负责者之一，陈彦方曾经试图推动将“网络成瘾”写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最终因为编写工作组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作罢。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8年11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陶然的主持下，北京军区总医院公布《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包括玩游戏成瘾等被郑重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随之而来的，是学界的争论和大众的口水战。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上网时间的长短上。
“其实上网时间只是指标之一，医生做临床判断还需要综合其他因素考虑。”陈彦方发现，媒体和公众还是将口语化的“网瘾”和医学意义上的“网瘾”混为一谈。专家和公众所持的基本概念都不一样，现在大家打的是一场糊涂仗。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然而，似是而非的“网瘾”概念却催生了庞大的市场。短短3年里，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收治规模翻了好几倍。形形色色的“网瘾”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在各地迅速兴起。
混乱的市场
“网瘾”治疗机构处在一个管理空白区
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各地已有300余家“网瘾”治疗机构。具有不同学识和身份背景的人分别在用自己的方式对“网瘾患者”进行治疗。
有人用心理咨询的方式与患者聊天，有人把患者集中起来进行封闭式“军训”，有人使用精神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还有人将上述三种方法综合使用。这些人中有的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有的是精神卫生领域的医师，还有的根本不具有任何资质。
然而，家长出于对治愈孩子“网瘾”的迫切愿望，在明知“网瘾”治疗市场混乱的情况下，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孩子送到各种类型的治疗机构去“试试”。
老秦便是这些家长中的一个。在觉得孩子染上“网瘾”之后，他辗转打听，将孩子送到济南一家网戒机构。
“这个机构戒备森严，孩子只要进来，4个月内不准随便外出，父母不能随便探视，甚至写信、通电话也不能随意进行。该机构负责人解释说，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是为了进行环境隔离，‘避免外界的诱惑，让孩子安心、锻炼、学习。’即使是内部的管理人员进入教学基地也先要敲门，开门后再把门迅速锁上。”老秦说：“这不是监狱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必须这样，否则孩子们就跑了。”网戒机构的人说，这些孩子都是被家长“哄骗”来的，由于不承认自己有“网瘾”，他们情绪激烈，甚至以绝食、暴力等方式反抗，一有机会就向外跑。“尽管这样的是少数，但为防患于未然，必须进行环境隔离。”
被老秦怀疑为监狱的网戒机构采用的治疗方法是所谓“行走式”教学，即大运动量的体能训练。该机构介绍说，这种训练“一是提高孩子体能，二是锻炼孩子意志力”。
老秦把心一横，试试吧。
四个月之后，他来接孩子，马上就后悔了。孩子身上多了不少伤口，细问之下，才知道这家网戒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一个字——打。
结果可想而知，“网瘾”没戒掉，伤痕累累的孩子更加疯狂地沉迷于网络。他对老秦说，“我要报复你们。”
没办法，老秦又去了武汉一所网戒学校。他看到熟悉的场景，封闭的院落，时刻上锁的大门，门口还拴着两条狼狗。学校负责人向他打包票，吃住都在校内，一切生活学校全包，就是要用与世隔绝的方式把孩子的“心”关住。
正说着，有家长找上门，原来孩子翻墙跑了，家长只能追着学校要人。老秦想了好几天，最终没敢把孩子往这所学校送。
有了这两次经历，老秦多了个心眼——自己搜集资料做调查，他发现“这个市场太乱了。”不同‘网瘾’治疗机构依附的主体不同，有些“网瘾”治疗机构依附于医院，主管是卫生部门；有些依附于学校，主管则是教育部门；还有些是私人开的，也就没有相关的责任单位。 tujian.org
在山东“网瘾”康复基地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企业法人资质，营业执照上的名称是“山东网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另有税务证明和食品卫生证。但该校宣传册上的名称却是山东网康教育培训学校。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多数治疗“网瘾”的机构只要持有国家颁发的二级心理治疗资格证书，然后到工商管理部门申领职业许可证就能开办。戒“网瘾”机构较低的准入门槛是导致此市场鱼龙混杂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叫学校，但教育部门不能注册，培训的是‘网瘾’者，卫生部门也不能注册，现在没人说得清我们这种机构的属性，也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一网戒机构负责人坦言，目前不少类似机构各自为政，管理的确混乱。“比如说管理模式、收费标准、主管单位，都没界定。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管理空白区。”
在花了2000元信息费之后，筋疲力尽的老秦被引荐到杨永信的“网瘾”治疗中心。他发现身边的许多家长都辗转去过好几家机构，到这里来还是想碰碰运气。
“这里毕竟是精神病医院，好端端地谁愿意把孩子送来？”老秦皱着眉头说，“哪怕能看到一丁点起色也好。要是连医院都治不好，那我就放弃了。”
备受争议的电刺激治疗
让家长深感欣慰，却违反了最基本的医学伦理规则 tujian.org
杨永信带给家长们的超出了他们的期望。
又有孩子被家长送来。这对夫妻穿着体面，却和他们十三四岁的胖女儿撕扭在一起。
母亲对护士小声说：“一年不上学了，除了上网什么也不做，还打她爸爸。”孩子留着厚重的刘海，表情愤怒又冷漠，穿着很短的裙子和裤袜，几个高个子迷彩服男孩手背后站着把女孩围住。她极度不满，对着父亲的腰就是一脚，然后大声咒骂着被父母和舅舅送进了行为矫正治疗室。杨永信过来轻轻碰了碰女孩的背，就被打到一旁，亲戚加上几个男孩七手八脚才让她平躺下来。
待到从行为矫正治疗室里出来，本来大哭的女孩看上去平静了很多。杨永信一直轻轻和她说话：“你看爸爸妈妈对你多好。能不能当着叔叔的面，抱爸爸一下。”她和父亲轻轻地搂肩。“不行，这和你刚才和我说的不同，你说过好好爱父母。”这时父亲才和女儿紧紧拥抱了一下。
“太神了。”当老秦向记者讲起这个片段时，脸上仍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我们家长把办法都用尽了也没能做到。”
老秦所说的“行为矫正治疗室”，便是被媒体所曝光的“13号”，杨永信在这里给孩子进行电刺激治疗。
治疗如何进行，老秦并不知道，家长是不允许进入治疗室旁观的。而在中央电视台为杨永信所录制的纪录片里，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tujian.org
杨永信拿起仪器的两个端子，对着少女的太阳穴轻轻地点了一下。
“难受吗？”他盯着少女的脸问道。
“不难受！我没有‘网瘾’！”少女说。
“那好，再来一下。”杨永信又点了一下，少女颤抖了一下，可她咬紧牙关，不说难受。杨永信在两个太阳穴上同时点了一下，少女受不了了，叫起来：“我难受，我难受。医生，你用的什么东西，我的脑袋为什么这么难受？”
“不是仪器的问题，是你有‘网瘾’，有‘网瘾’就难受。”杨永信开始心理引导，“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告诉你，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找我未婚夫……”
杨永信又点了两次，少女终于挺不住了，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杨永信又点了……
“好吧，医生，我错了。”少女终于缴械了，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她与杨永信交谈了45分钟，向杨永信保证，留下来治疗，并且会向父母道歉。（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央电视台编导刘明银拍摄的纪录片《战网魔》）
尽管杨永信宣称，他在国内首创了“戒瘾网吧”，设置了“戒瘾学校”、“戒瘾同盟”和“心理课堂”，逐渐形成了一套有60多个治疗环节的戒瘾模式。如戒“网瘾”的关键是家长的配合，武器是自我剖析、家庭互动、专家点评，灵魂是亲情重建、心态培养、认知纠偏、性格重塑，公式是心理 药物 物理 工娱等。但在家长和孩子们看来，所谓行为矫正的电刺激治疗才是其治疗模式的核心和基础。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以老秦为代表的家长们对电刺激表示支持。老秦打个比方说，各种治疗方法就好像治疗“网瘾”的药，电击就是帮助药物输进孩子体内的注射器，要是没有注射器，这些药只能泼在孩子的皮肤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已经出院的孩子沈浩（化名）则干脆地承认，要不是因为有电击的威慑，他早就从网戒中心跑掉了。
网戒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也承认，他们尝试用电脉冲治疗仪取代进行电刺激的电休克治疗仪，但是，“治疗效果差了很多。”
沈浩的父母对把孩子送进网戒中心表示后悔，这种态度在记者的采访中是少有的。“当初就是想省心，又怕孩子学坏，就想找个地方把孩子关几天。”沈浩的母亲说，当时并没发现孩子有“网瘾”的。
在杨永信网戒中心的治疗室呆过之后，沈浩承认自己有“网瘾”，并接受了三个多月的治疗。
沈浩发现，在自己的“盟友”中，有好几个也和他一样，并非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只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被家长送进来，经过“治疗”而承认自己有“网瘾”。
曾经到临沂实地考察过网戒中心的陈彦方表示，经过他的甄别，网戒中心的孩子80%以上的确需要临床医学的治疗，他们均可以划入“临床疾病状态”，但也不排除有少部分是“亚临床状态”或者“亚健康状态”的孩子被强迫入院治疗。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而这些被强迫入院治疗的孩子在出院之后，成为网上“反杨”的主力。他们在网络上频频发帖呼吁，引起媒体的关注，经过媒体的曝光之后，有关部门开始对电击治疗手段进行干预。
7月13日，卫生部发布了《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停止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临床应用的通知》。通知是发给山东省卫生厅的，文中称：“近来，你省临沂市精神病医院开展‘醒脑电击疗法’治疗网瘾的有关情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科学界定该疗法适应症和疗效，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我部组织专家就网瘾诊疗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专家一致认为，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国内外并无相关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依据，暂不宜应用于临床。请你厅停止辖区内有关医疗机构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的临床应用。若开展科学研究，应按规定申报，经批准后须充分尊重受试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收取相关费用。”
网络上一片欢呼。但在“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记者却看到另一幅景象。对于卫生部的叫停通知，不少家长表示了不理解和反对，一些家长甚至表现得有些愤怒。
“什么叫不安全？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心痛？”一名姓王的家长气愤地质问。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这名家长于2007年带着孩子在这里治过四个多月，花了近3万元。这次她是来“加班”的，“花多少钱，只要能治好孩子就行，多少钱也买不来孩子啊，要不然他就废了！”
“我们也不懂负面正面的，反正这里千万不能关啊！”一个母亲悄悄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陈彦方则为杨永信感到可惜。他认为杨永信的一些治疗手段，诸如亲子教育、家庭互动等都是不错的尝试。“如果要评价他（杨永信）做的工作，我倾向于七三开，七分成绩，三分问题。”
“问题在于，治疗方式太粗了，不规范。”陈彦方说，在去临沂实地考察之后，他曾为此专门向杨永信提出过批评，“家长把人送到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关起来，电一下，这种做法要不得。”
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介绍说，根据美国的相关规定，有危险行为的精神病人可非自愿紧急送医院强制观察和治疗，但最长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并且需要2名主治医师以上的精神专科医生共同决定，才能确定病人是否需要治疗和住院。目前在我国，北京的《精神卫生条例》借鉴了这一条款，上海、宁波、广东等省市也有相关规定。此外，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应当对非自愿住院治疗等情况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但问题是，这些业内早已成为共识的规则并未得到尊重。“基层医院的情况就是这样。”陈彦方说，“什么三天观察期啊，伦理委员会啊，在基层医生那里往往都流于形式。”
郑毅认为，针对一些暂时还没有出台诊断标准或指南的疾病，医生并非就没有权利进行救治。“一个有精神科资质和因病施治能力的医生完全可以依据他所掌握的本专业知识对精神疾病做出鉴别诊断，并采用个性化的治疗手段进行治疗。”他说，“只是这种手段要遵循病人权益最高的原则，要以保证病人的安全为底线。”
低调的主管部门
要规范“网瘾”治疗，必须先给“网瘾”定性
与舆论的喧哗不同，在“网瘾”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始终保持着低调。
7月9日，记者来到临沂市卫生局，希望了解“网瘾”治疗的监管情况。该局表示，采访需要市委宣传部同意。次日，记者在征得该市市委宣传部同意后，再次来到卫生局。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未接到宣传部通知，拒绝接受采访。
在卫生部，分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曾经就“网络成瘾”问题召集专家进行过研讨，但并未得出结论性意见，因此不方便就此问题接受采访。
陈彦方觉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反应十分正常。“这个问题学术上还没有讨论出确切的结果，政府部门的确不方便发言。”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记者了解到，即使在卫生主管部门内部，对于“网瘾”的定性也一直存在分歧。据卫生部一位官员透露，有意见认为，“网络成瘾”可以归入广义的精神疾病范畴，并通过确定诊断和治疗标准予以规范；也有意见认为，将“网瘾”列入精神疾病的做法需要“极为慎重”，认为这件事情要经过缜密的科研、严格的伦理论证，广泛地借鉴各国经验。如果把某种上网行为界定成精神病的话，就要对它的发病机理、临床症状、临床表现、生理改变等做全面的研究和探索。
有专家表示，并非只有中国面临难题。在网络游戏业发达的韩国，“网络游戏中毒”现象也很严重。目前韩国“网络中毒”者中75.6％是“游戏中毒”。从2003年起，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和韩国忠南大学就共同着手制定网络游戏成瘾标准，但是由于没有“什么才是深度成瘾”的客观判定，这一标准在试行中就失败了。2007年韩国再次开始着手制定“网瘾”标准，目前正在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商谈中心试行，但收集全国数据并评估的工作尚未完成。
据陶然介绍，美国的“网络成瘾”研究工作起步较早，但截至目前美国国家“网瘾”治疗中心仅仅收治了63名患者，而且“网瘾”的研究和治疗均受到国家法律和医疗保险等相关因素的制约，因此尚不具备制定“网络成瘾”的临床诊断标准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表示，“网络成瘾”这个问题涉及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应该在充分研究和全国同行研讨的基础上谨慎为其定性，并应经过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准。一旦“网络成瘾”被定义为精神行为障碍，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就会给国家医疗保障、个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
陈彦方则对“网瘾”列入精神疾病充满信心。他说，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网瘾”治疗研究水平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对‘网瘾’进行研究了。”
他很为时间紧迫着急。“即使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推进这个事，但通过国家层面制定出‘网瘾’诊断和治疗标准还需要多少时间？”陈彦方自己算了一笔账，收集典型病例3个月到6个月，治疗、随访1年左右，鉴定、发表研究结果大约半年。几项合计，“两年。哪怕以最快的速度，‘网瘾’要有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规范也需要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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