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年以来，在金融危机影响仍在蔓延的情况下，中央依然在燃油税、增值税转型、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医药卫生体制等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改革。这表明中央并没有因这场金融危机而改变我国正处在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同时，专家表示，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主动布局下一步改革，为推动经济转型提供体制保障，以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已成为当前急迫的全局性问题。
扫清制度障碍
采访中，不少专家和基层干部提出，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赖以推进的体制基础还比较薄弱，一些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必须大力清除。
——以扩大消费作为我国调整结构、改革发展的长远目标，而非仅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短期手段。多年来我国内需市场“启而不动，扩而不大”，扩大消费面临各种体制性障碍。如果通过改革的办法调整成功，眼下流动性过剩、通胀预期、资产价格泡沫化以及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公共服务体制下，难以用简单的方式逼城乡居民的储蓄“出笼”，应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具体而言：首先是对收入分配体制做出大的调整，其次是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最近中央推出国有股以转持方式注入社保基金的政策，就是一项制度安排，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另外，还需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村市场消费，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tujian.org
——结构调整中，改变一哄而上、争上项目、重复建设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探索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制度。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无奈地指出，现行的财税体制促使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总量发展，政府财政越到下面困难越大，特别是县乡一级财政困难更大，很多地方虽意识到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必须调整，但在唯GDP考核的条件下，难有调整的动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加快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并配套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制度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制度性关键。一是改变总量为基础的财税分配格局，逐步探索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改革。二是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的推进，完善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培育地方稳定财源，通过尽快开征物业税、改革资源税征收办法，启动土地财产税收改革试点等，逐步培植地方政府可永续利用的地方税源，改革地方财政收入过重依赖流转税和土地出让金的格局。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方面，虽然近期中央出台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干部考核评价意见，但专家也指出，必须尽快出台可操作性并具有刚性约束的考核细则，在地方执行过程中也需加强引导和监督。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重启经济增长的“城市化”引擎，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转型确立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有待破解，数以亿计农民工变市民问题无法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工业集约化进展艰难，这些都让城镇化的引领能力变得扑朔迷离。目前广东省正在就珠三角一体化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划，拟把2300万非户籍农民工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地方层面仍存在许多障碍，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提供要素保障
当前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等新形势、新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面临比以往更多的刚性制约。
——支持企业升级、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减少，地方债务风险不断加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这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助力。二是一段时期以来充当投资主力的民间资本处于蛰伏状态，投资中的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结构严重失衡。专家建议，这需要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领域。三是巨额信贷的结构“偏国有、偏重、偏大”，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武汉大学金融系主任叶永刚教授认为，根本对策是实施金融创新：一是加快制订实施放贷人条例，建设新型“草根金融体系”；二是继续拓宽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减少其对贷款需求，“倒逼”商业银行寻找新的信贷客户；三是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对“三农”和消费的信贷支持力度。
——经济要素短缺，转型发展支撑能力不足，日愈加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形成“硬约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在经济从“前低”向“后高”回升的阶段，应不失时机地提高资源税负水平，理顺资源价格，通过这一杠杆推动投资结构调整，遏制资源开采企业过度扩张产能。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专家指出，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研究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达到既定目标，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行业垄断的改革还须进一步深化。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创造出巨大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型。
降低社会风险
部分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双重压力下，须谨防经济危机成为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和“放大镜”，使多重不稳定因素叠加后集中爆发。为此，提出以下四个政策建议：
一是重视民生。４万亿元投资应按照向民生保障项目倾斜的既定“去向”严格执行。同时，增加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减少失业群体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生存压力。逐步健全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重视就业。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轻言放弃。另一方面，研究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开拓新能源、3G等新兴产业。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鼓励开发社区管理、公共服务类的公益性岗位，增加就业机会。
三是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责任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等，着力促进司法公正，严查各种腐败和违法乱纪问题，避免权力使用不当引发群众不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四是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尤其面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做到信息透明、公开，让群众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真相。同时，政府、企业、社会要尽可能实现自我管理和有效互动，谨防职能缺位、错位、失位。
中国目前已进入各种矛盾纠纷叠加的改革深水区，经济转型不能依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完成，只有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和完善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作者：张先国丛峰陈国军王勉车晓惠陈忠华刘军孙英威周国洪吕福明李亚彪）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