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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日前在“要闻”栏目刊发报道称，正当金融海啸蔓延而前景不明朗的时刻，国务院今年3月提出上海于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及航运双中心，引起各方热议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恐不保。
中银经济研究处主管谢国梁批评以上说法是断章取义、片面理解。他又说，其实沪港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未来的“沪港”组合足可挑战纽约、伦敦，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谢国梁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说，上海发展成金融中心早已是国家战略。1991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已提及此想法，1992年江泽民也说过。此次以国务院文档的形式明确提出，与过去分别在于环境不同。当时未成气候，现在上海处在新时期，为顺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把发展目标重新表述，其实并无方向和定位上根本的改变。
上海被“点名”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引起港人担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谢国梁说，港人只看到上海成为金融、航运两个中心，实在流于片面，未全面理解整体规划的意思，其实上海也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位则很客观，要求与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故其进展将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特别是自由兑换及资本管制程度。虽人民币国际化无时间表，但可解读以2020年为目标。
中央在金融海啸之时作出重大决定，是否有特殊的含义？对此谢国梁说，金融海啸对整个国际有进取和保守的两方面启示。其一是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过急的金融开放不是好事，如东欧整个市场开放太快，货币实现自由兑换，令市场无自我保护能力。
总之，金融海啸不会造成国家金融战略的转变，依旧会遵循循序渐进风险可控，海啸还有助国家弄清楚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我国将围绕“三化”──人民币适当国际化，参与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加强金融合作区域化，香港也应围绕这“三化”研究未来发展机会，及可扮演的角色。
上海和香港作为金融中心，角色定位不同，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上海将朝功能齐全、规模庞大的主权货币金融中心发展，并有国家经济腹地和政策支持，与国家经济10年挂钩。但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受制于人民币未能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交易与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足等，加上其它国家主权因素的考虑，难起到亚洲区金融枢纽的作用，像韩国日本便很难利用上海去做什么，上海也不可能自由如香港。
香港一直是国家重要的出口贸易中转基地与资金结算基地、外汇资产管理及企业资金运营基地。香港的法律和金融制度比较健全，与英美衔接无障碍，硬件和软件的链接也比亚洲其它城市更好，这些是上海短期内很难达到的水平。但香港金融市场规模不大，从中长期看也很难扩张，内需业务来源不足，还面临法制和金融制度与内地衔接等问题，令香港要深化其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功能时，面对难以克服的障碍。
香港扮演的是金融枢纽角色，不是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亚洲的金融枢纽地位，相当于纽约在美洲，伦敦在欧洲的地位，是资金、人才和管理的调配中心，故很多资金要在这里周转。谢国梁过去曾提出，香港加东京将可形成东亚地区的组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目前看来，上海加香港的“沪港”组合，既是主权金融中心，又是区域金融枢纽，足可挑战纽约、伦敦的地位。因此上海和香港会有分工互补，并非只有竞争关系。
谢国梁说，香港最大挑战是它自己，多过与其它城市的竞争。香港应积极检讨金融监管制度、行政架构，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金融枢纽地位维持靠制度。其次要了解国家未来金融战略，考虑如何配合国家发展需要，来寻找自己的角色。
目前香港的个人人民币业务死气沉沉，只有540亿人民币存款，发展比预期慢很多。有关业务不可以融资和放款，只能做存款，是单边性业务，发展空间有限。谢国梁说，香港可做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为内地资本账户开放扮演实验场的角色，但都要靠金融产品去推动，终止，香港比其它城市，更有条件从事人民币衍生产品的创新。
香港还应积极拓展非国内的金融业务，不要完全依靠国内市场，应充分发挥自己在制度及国际化方面的优势，开拓整个区域市场，和开发多元化产品。近年特区政府提出拓展伊斯兰债券，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建立关系等，都属方向正确，但力度应加强。香港还是重要的海外侨资理财中心，可考虑为他们提供海外融资等多元化服务。优势加潜力，香港的金融中心角色仍可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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