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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今天，人类依旧和疫病作着斗争。
上海开埠后，作为近代巨型的通商口岸，成了各种流行病的频发地带，这是因为上海人流混杂，移民众多，加上气候温暖潮湿。霍乱是当时暴发最频繁、影响最大的一种疫病。
那时，霍乱因何流行？如何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又是如何与之作斗争？让我们回到当年的上海，回顾那几场霍乱的发生和防疫……
历史记载 路边死尸无数致交通瘫痪
早在明朝景泰年间，上海就已经有疫病流行的记录了。文献中只有寥寥数语：“夏，上海县、华亭县大疫，死者无数。”只这几个字，就可想象当日疫病的惨烈。1554年上海又发生大疫，每天装运棺材进出的车马就有好几百辆。棺材供不应求，很多死者只能用芦苇席裹尸埋葬。30多年后，1588年上海遭遇大旱的同时又遭遇大疫，路边死尸无数，竟造成交通瘫痪。
近代上海的霍乱记录非常详尽，每次霍乱的爆发时间、死亡人数都有详细信息。1912年、1914年霍乱连续流行，死亡人数高达上千人。1918年以后又流行多次，其中六次是大规模疫情，感染者数以千计。
霍乱，又名“吊脚痧”，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多发生在夏季。典型的症状表现是，经过几个小时至五天的潜伏期后，突然严重腹泻，液体大量从肠胃涌出。当肠内的粪便被完全排空后，就会排出典型的类似洗米水物质。重症者会严重脱水甚至死亡。
1919年霍乱爆发，浦东陆家嘴等处因为死亡人数过多，贫者无力掩埋死尸，村口臭气逼人。当时的《申报》报道：“疫症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
1926年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又引起霍乱大流行，患者3140例，死亡366人。这是上海最早记载的水源性传染病流行。当时的记者在采访途中，遇到贫民出殡者三起，购置棺木者两起。附近棺材店连存货都销售一空，工人只好连夜赶制。
历史记录中最为惨烈的是1938年。战乱引发的“难民潮”涌入上海，导致霍乱迅速蔓延。当年8月7日的《文汇报》报道：“本市霍乱流行以来有增无减，愈见猖獗，两租界时疫医院之病房早告人满竟至无法收容，为两年所未有。”
此次霍乱记载的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为2246人。
水质恶劣 河面上经常漂浮垃圾粪便
霍乱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水，尤其是河水。这与近代上海居民的饮用水来源有关。
供水事业兴办前，上海居民用水大多直接取自于黄浦江、苏州河。但每天都有十多条船的垃圾堆置在苏州河旁，日积月累、雨淋风吹，垃圾大半都掉在河里，导致秽气熏蒸，蝇虫攒集。而城市内的污水大多不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苏州河和黄浦江，上海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黄浦江的很多支流，如杨树浦港、虹口港的水质比苏州河更差，肇家浜等河流更成了著名的臭水浜。又黑又稠又臭的水面上经常漂满粪便、垃圾、死狗、烂猫以至婴儿尸体。
虽然1926年闸北暴发霍乱之后，为解决闸北居民的用水问题而新建了自来水厂，但其所含细菌数明显超标，仍存在着安全隐患。在上海供水管理系统未进入良性轨道之前，饮用水安全卫生一直隐隐威胁着上海市居民的健康生活。
其实，当时的人们也发现了饮用水不洁与瘟疫的关系。闸北区水源性霍乱事件爆发后，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分析化验水样，认为饮用不洁水是上海霍乱经年不息的直接原因。1928年《新医与社会汇刊》一篇关于“论防疫与先决问题”的文章中，作者写道：“今上海之时疫，最先发生且患病之处，莫不知在闸北一带。而闸北自来水污秽浑浊，水中含有病菌之多，亦为全世界之冠。则时疫之与自来水不洁之关系，从可知矣。”
全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洁水源运动。
1933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令，实行水厂验水报告制度。自来水厂每天都要检验水质，并将结果送至卫生处。工部局随时向各处取水和抽检，每周在各大报公布结果。
另外，工部局卫生处号召市民不要向水源中倾倒垃圾粪便，不饮用不洁净的河水。卫生处还与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合作，在那些需要清洁水源的地点安装“防疫龙头”，为市民提供免费的洁净水。1932年至解放前夕，全市棚户区共有159只防疫龙头，但很多贫民窟里的人们仍饮用河水。
人口因素 人多房贵居室小如鸽子笼
晚清时期上海的人口大量增加。当时就已经出现地价高昂，居住拥挤的状况。随着经济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地域狭小而人口膨胀，房价、房租剧增，极大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瘟疫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申报》一则“卫生避疫丹”的广告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今年天时入夏以来，凉燠不均，以致近来病疫发生，蔓延日广……推原其故，因上海埠居民拥挤，人烟繁密，而路上垃圾潮湿之物不能扫除清洁。”
《上海小志》对当时上海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也有形象的记录。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出现地价飙升的现象。地段好、交通便利的地方，房价尤其昂贵。一般人付不起那么多租金，只好一起合租。房间分隔得越来越窄，天井“小如一钱”，灶台只有几尺宽，真是所谓的“鸽子笼”。
因为人口密集，各种生活垃圾大量堆积在一起，棚户区里的条件更恶劣，特别容易造成疾病的相互传染和流行。
有一位护士去棚户区给一个小孩治疗脑膜炎，看到的景象使她大为震惊。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的景象：“一间矮得进去不能挺身的破茅草房，风是可以由墙隙内自由出入的，窗户或许是在盖的时候忘却了，所以光线只能够从大门直接射入，房子内的陈设除了烧饭的锅、残缺不堪的桌椅外，其他的产业是不容易发现的。有十几个人挤在空气不流动、黑且污的房间中。外面的雨由屋顶漏下，一滴一滴滴在患者床前。”
防疫宣传 史无前例的反霍乱大游行
民国时期流行着关于霍乱及伤寒的五字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两种疾病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
“霍乱与伤寒，夏秋最猖獗；致病病原菌，不洁物中藏。苍蝇会传播，生水切莫尝；饮食稍疏忽，细菌入胃肠。伤寒四星期，病重要死亡；霍乱一二日，吐泻即命伤。饮食能谨慎，本病可预防；再打预防针，更可策安康。”
当时的人们还受迷信思想影响。1919年霍乱，闸北区死人很多，于是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悬挂一幅石灰图，据说可以阻止疫鬼进门。还有一些人在七月半时仿照清朝时习俗，备办各种仪仗队，到处游行，为了赈济孤魂野鬼，免疫病之灾。
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人们对霍乱的认识。卫生处和上海市卫生局极重视霍乱知识普及和宣讲。每一季都印刷关于霍乱危害、防止霍乱传染的海报，张挂于街道和住宅区的醒目处。医学团体派出专业医生去街头、学校、居民区演讲。1920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英伦皇家医院医官谢应瑞博士在四川路演讲“上海五种流行病（霍乱、伤寒、喉痧、伤风、脑膜炎）之预防”。演讲时，他还制作幻灯片，详细揭示预防措施。其他慈善组织也举办卫生展览会、放映卫生影片、陈列卫生仪器、演唱卫生歌曲、演出卫生新剧和滑稽影戏等。
1931年，工部局录制了关于预防霍乱的影片。同年6月6日，上海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反霍乱大游行。参加者多是受过霍乱之苦的市民、医务工作者和大学生。他们甚至抬出病患及那些因病身亡者的棺木，警示市民。
应对急性传染病最好的办法是提早注射免疫针。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免疫工作的地区。然而，当时愿意接种的人寥寥无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只好“利诱”，给每个接种的小孩300文赏钱。租界当局还组织大篷车队，让注射门诊在市区“流动”起来。
1930年，上海全面推广免费注射霍乱预防针制度。工作人员在街头设摊，为往来市民免费注射疫苗。他们记录下被接种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那些已接种过的市民，还能拿到一张防疫证明书。但工作人员也常遭遇各种困难，很多人并不认为接种有用，他们拒绝接受注射，贫苦民众更不能理解疫苗的作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宣传，人们才认识到接种是防疫的有效办法。
后来华南地区霍乱流行时，上海法租界没发现一个病例。
制度完善 防疫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
1934年3月10日，市立传染病医院成立，所在地为闸北同济路中国公立医院的旧址。医院选址闸北，主要因为闸北是当时流行病重灾区之一。医院建立后，随时收容传染病患者，隔离治疗，减少传染几率。
除市立医院外，上海各区卫生事务所、诊疗所也纷纷成立，如高桥区卫生事务所、吴淞江湾两区卫生事务所、南市诊疗及沪南卫生事务所等。传染病患者多为低收入体力劳动者，无法承受高昂医疗费，当局规定这些市卫生局下属医院与诊疗所必须提供免费诊疗。
1936年，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社会热心卫生人士、防疫专家等，共同组建了防疫委员会。因为上海一年四季都有爆发流行性传染病的可能，防疫委员会成了常设机构。由于他们的努力，1946年的霍乱没有大规模爆发。他们有完善的工作流程。
卫生局将表格发给各医院、诊所，发现传染病人就填写上报。并积极与全国各省市交换疫情，择重要内容公布，提醒市民。
收到传染病例报告后，防疫总队派专员前往确定病症，考察疫病来源、传染途径、为病家杀毒、辅导隔离医治、实行免疫接种并灌输卫生教育常识等。
卫生局鼓励医师将病源送至卫生局实验所，请法租界研究院与市各私立化验所的医师协助检验病菌。
传染病患者被发现后，将被强制遣送至医院隔离医治。当时，患者大多是贫苦阶级，卫生局改造充实市传染病医院，80%的床位不收费。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tu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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