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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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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永彬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藏方略的继承和发展，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治藏方略是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调查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和实施的治藏方略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才能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发展
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对西藏经济社会形势和各项工作的大政方针作了明确的、全面的批示。中央强调，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两件大事，保持社会稳定。而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1990年7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拉萨和日喀则等地考察。8月9日，发表《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9月1日，发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的讲话；12月7日，发表《一定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1992年1月14日，发表题为《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讲话。1993年11月7日，发表题为《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讲话。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和62个援藏项目。同年7月20日，江泽民发表《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民族和宗教问题》一文。1995年1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班禅转世灵童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12月8日，举行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12月1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关于西藏发展和稳定的战略和策略。1996年5月2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召开在全区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建立正常秩序工作会议，决定从1996年6月起，用4年时间，对全区寺庙分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依法整顿寺庙秩序，打击分裂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9年1月17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中，阐述了关于西藏的方针和政策。9月22日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9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治藏方略。2000年12月4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6月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2月10日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阐明了中央政府关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2001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世纪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审时度势，把握西藏工作的大局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正确分析新世纪的国际形势，把握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阐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现状、特点与趋势，揭露西方反华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制定同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确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准确地把握了党在西藏工作的大局。
正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把握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一枝独秀，令世人瞩目，中国申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共十六大的胜利召开，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广阔。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的特征之一，是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主流。西方国家也借此加大了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力度，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更加明显，并企图以“西藏问题”作为肢解中国的突破口。
阐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现状、特点与趋势。进入21世纪，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西藏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格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西藏自治区的地理区划更趋合理，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交通和通讯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西藏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藏族人民成为西藏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西藏经济由自然粗放的农牧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支援西藏，在形成“输血经济”的同时，“造血经济”的功能逐渐增强；随着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进入，西藏原有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世俗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格局，已由融合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大众文化、时尚文化构成的新文化格局所取代；藏族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宗教格局被打破，寺庙的功能由单一发展到多样；圣城拉萨增添了人文色彩和现代都市的功能，西藏社会的精神支柱由神学走向人文，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逐渐由对立走向适应。总之，西藏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现代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西藏新的格局决定了西藏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特点。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不断完善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慎重处理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藏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强民族团结，又有利于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揭露西方反华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确定同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国际反华势力的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特点：达赖的“西方情结”与西方的“藏独情结”互动，一方面，“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逐渐加剧，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加快了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步伐。可以说，以组织比较严密的社会团体尤其是以所谓的宗教组织为依托，以一个民族相对聚居的地区为突破口，进行颠覆和破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搞乱搞垮他们反对和仇视的国家的重要政治伎俩。8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加紧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战略，民族、宗教问题成为他们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力度，出台了30多个涉藏反华决议，恢复对达赖集团的经济援助，不断压我们与达赖进行“谈判”。国际上各类所谓“援藏”组织也四处活动。美国当局加紧介入西藏事务，加强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协调，在国际上加大支持达赖集团的力度，以增加对付中国的政治筹码。中央一再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西藏工作有它的特殊性，最突出的就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同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相联系。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
推动理论和政策的建设与创新，为西藏工作指明方向
在确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和策略的同时，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理论和政策的建设与创新，为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在总结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时指出：“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观点和政策。这主要是：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继续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都对祖国的文明作出了贡献，都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各民族要互相帮助，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还要注意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宗教问题尤为重视，江泽民指出：“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在西藏，民众基本信教，藏传佛教关系到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江泽民说，西藏问题“有民族问题，也有宗教问题”。“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他指出，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他说，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科学分析宗教问题，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坚持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待宗教，努力认识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关于做好宗教工作，江泽民用3句话加以概括：“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对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江泽民指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战略部署，通过经济援藏和人才援藏，为西藏建设基础设施等硬件，培育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观念等软件。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援藏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但是，援藏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使西藏产生依赖思想，而是促使西藏能够自力更生。江泽民指出：“经济发达地区要加强对口支援，积极有效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少数民族地区要自力更生，发挥自己的优势”。他指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最根本的是要靠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也需要全国的支援。关心西藏、支援西藏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江泽民说，实现西藏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要靠西藏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以创新的思路解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使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要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国家支持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优惠政策与发挥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发展速度，又有很好效益的新路子。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壮大特色产业，实行科教兴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始终把提高全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战略任务抓紧抓实。要把国家对西藏的巨大投入同实现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加大扶贫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在文化理论和政策的建设与创新上，江泽民指出，既要注意弘扬藏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又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传统的优秀文化同现代文化成果结合起来，以利于在西藏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江泽民强调，维护西藏稳定和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是西藏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思想文化阵地，为西藏长治久安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加强西藏与内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积极保护和开发各民族的文化资源，继承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相互学习和借鉴，吸取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增加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以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推动，出现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学术界，在涉外工作中经常遇到“西藏问题”。因此，处理好“西藏问题”成为我国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江泽民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论述和关于处理“西藏问题”的指示，为涉藏外交和外宣工作及涉外政治斗争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当今世界霸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当然更不会放过。他说，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与我国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加紧勾结，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就是企图在我国打开一些缺口，进而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对出现的分裂主义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我们考虑民族、宗教工作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从有利于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这个大局出发。这是一条大的政治原则，全党同志和全国各地都要认真遵守。1998年11月，江泽民在与美国副总统戈尔会晤时说，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某些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利用达赖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其用心是很清楚的。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政策，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活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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