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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宇皓
每到3月，达赖总要完成一项任务——向人们解释：若干年前，1959年的3月10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流亡海外。
对达赖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总有一些东西是他不愿也不能公之于众的。
但是他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毕竟，他必须要为他的那个集团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存在理由。在他和他的追随者叛逃50周年的日子里，更是如此。于是，和他以往所有的演讲一样，这一次他的周年讲话中依然是一场“天人交战”——天，是世间公理；人，是他作为当年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总代表的私心欲念。
他真的想让人们相信他站在公理的一边，但他屡屡露出马脚的私欲让他永远也不能把谎言说圆。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他一面在说，“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为了政治需要而曲解，不是诚实的态度。”另一面，他又矢口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他又如何解释历史上藏汉民族绵延不绝的血脉联系、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甚至他当年作为转世灵童也需要中央政府认定这一系列历史事实呢？在一方面大谈“历史”的同时，他又声明，“我们没有以历史为依据解决未来前途的想法。”是的，他的确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找不到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西藏，也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大藏区”；有的，只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血泪斑斑的历史。
他一面标榜他在达兰萨拉的所谓“流亡政府”是“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但紧接着他又说漏了嘴：“我的日常行政事务逐渐减少，差不多处在半退休状态”。试问，如果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如果只是一个像他自我标榜的单纯的“释迦比丘”，如何有那么多的“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还像他信誓旦旦表白的那样，“在有生之年，不会随意放弃”？
他一面劝导别人，“要完整地、客观地观察事情的本来面目，防止民族分裂，所有藏人也要加强与汉人的友谊。”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刻意强调，中央政府与他私人代表之间的会谈为“藏中对话”，无时无刻不忘将“藏民族”与“中国民众”对立起来。这难道就是他为“防止民族分裂”所做的努力？
在这场公理与私欲的“天人交战”中，我们看到了前者所代表的尊重历史、追求民主、民族团结……我们也看到了后者所代表的信口雌黄玩弄历史、政教合一封建统治、制造是非妄图“独立”……令人遗憾的是，在达赖的“天人交战”中，与不断膨胀的私欲相比，公理只不过是说给人听的诱人幌子，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尽管3月14日疯狂的暴力场面已经被摄像机镜头如实记录下来，但达赖仍然一口咬定“3·14”事件中暴徒的行为是“和平”的，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达赖对“和平”的定义，不难理解他如何能将当年流亡海外前叛乱分子杀戮干部、残害人民、奸淫妇女的所作所为同样称为“和平”了。
达赖声称，他最引以为豪的是“西藏问题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这是我们很大的成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臆造“西藏问题”，再极力将其制造为“国际问题”，正是达赖和他的集团所渴望的，最终的指向，便是他和他的那个集团私欲——谋求“西藏独立”，重新恢复在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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