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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西藏，迥异的见解——专访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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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杨 徐松 拉巴次仁
今年3月对西藏和所有关注西藏的人士来说有特别的意义。50年前的3月10日，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由于害怕失去统治地位和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而去年的3月14日，在达赖集团煽动下，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
50年前的事件被达赖称为“和平起义”，去年的事件被他称为“和平抗争”，而中国政府分别将其定性为“武装叛乱”和“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1959年的那个春天，达赖的“起义”很快失败，他随后逃亡印度，组建所谓“临时政府”。中国政府在同一年3月28日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开启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分得土地，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前不久，西藏人大将这一天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在过去50年中，达赖每年3月10日都发表所谓“起义日”讲话，今年也不例外。这位近50年来不曾到过西藏的“简单的僧人”在讲话中阐述了他当年选择“起义”的原因、50年来西藏的状况（西藏人民一直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他的所谓“西藏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等。
但是，达赖对西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见解，在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看来，却是十足的谎言。62岁的向巴平措出生于旧西藏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是很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达赖声称50年前他选择“起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些藏区进行的民主改革政策失败了，破坏了他在1951年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向巴平措说，实际上，达赖上层集团叛乱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意识到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届时封建农奴制将被废除，农奴将被解放。“由于安多等一些西藏以外的藏区先行进行了民主改革，原来的三大领主失去了统治和特权，西藏的那些领主受到刺激，认定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农奴制必被废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武装叛乱。”
他说，世界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封建农奴制在18和19世纪都已被推翻，但西藏却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保留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所以中国共产党要让西藏的农奴和奴隶翻身，必须推进民主改革。
达赖称，过去50年由于中央政府推行包括民主改革、人民公社、“文革”、爱国主义教育、严打等政策，西藏百姓生活痛苦，西藏犹如“人间地狱”。
向巴平措说，1959年前达赖统治下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人间地狱”用于形容旧西藏社会倒是恰如其分，放到今天谁都知道这是颠倒黑白。他说，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持客观立场或去过西藏的人士都知道这一点。
他说，过去50年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倍加关心和爱护，对其发展给予全力支持，很多数据也证明西藏的发展变化，比如从1959年至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由1．74亿元增长到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同期西藏人均生产总值由142元提高到13861元，增加13719元。
向巴平措说，不论是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西藏文化发展，还是民主关系，西藏取得的成就有口皆碑。“至于西藏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等，这是整个中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发生的特定问题，不是西藏的问题。”
达赖称，他有三个愿望和承诺，一是提升人类的价值观，二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三是解决所谓“西藏问题”。
向巴平措说，“提升人类的价值观”和“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没有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促进宗教和谐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在西藏有很多宗教，除了藏传佛教本身的五大教派外还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历来都是和谐相处，没有教派冲突。恰恰是达赖自食其言，他提出来“可以信这个不可以信那个”，制造宗教之间的不和谐，令信教群众很困惑。
他说：“达赖是最没有资格谈人权的，因为西藏人权最黑暗的时期就是他当权的时候。”
至于所谓“西藏问题”，向巴平措说这是达赖集团和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一个问题。“要说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进步的问题、改善民生的问题，其他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提出的所谓‘西藏问题’就是为了将分裂活动国际化，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西藏政策指手画脚。”
向巴平措认为，达赖一贯带着诸如“人权”“民主”的光环，干着分裂祖国、煽动暴力的活动。“达赖是一个披着袈裟一直在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客。他是西藏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关于达赖声称他将继续坚持所谓“中间路线”，寻求建立“大藏区”，实现所谓“高度自治”，向巴平措把这些视为“渐近地、变相地搞‘西藏独立’”。
向巴平措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大藏区”，自确立达赖封号以后，更是从来没有对其他藏区行使过有效的管理。
“达赖提出要在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所谓高度自治的‘大藏区’，既没有历史依据也没有现实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更没有这个愿望。”他说，“达赖至今还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都决定了他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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