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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戈湖边的艰辛岁月——班戈县建县初期记事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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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耀
班戈县原名江龙宗，纯牧区，海拔4700米，1959年3月平叛改革之前，属原西藏地方政府管辖。
1959年6月5日，中共西藏工委任命薛香松同志为江龙县委书记兼军事代表，任命李坚措同志（土族）为江龙县副县长兼军事副代表。1959年7月25日，中共西藏工委决定，把原来属于班禅行辕管辖的新结尔部落、多巴部落和贵族夏扎管辖的夏扎部落划归江龙县管辖，并决定将江龙县改名为班戈县。
因为夏扎部落和新结尔部落、多巴部落已划归江龙县管辖，已经改变了原来江龙宗的地域，需要起一个新的名字。班戈湖又在江龙县地域里，江龙县就改名为班戈县了。
1959年夏季，中共那曲分工委（1959年平叛改革时，西藏工委把中共黑河分工委改为中共那曲分工委。那曲是藏语，即黑河之意）根据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组建班戈县委，任命薛香松同志为县委书记，李坚措和我为县委委员。这就算县委组成。薛香松同志带领我们十几个汉藏干部，前往班戈湖。当初我们就住在硼砂厂的一个帐篷里。同时向群众了解原江龙宗的社会情况，为下一步工作作些准备。
根据群众反映，在原江龙宗政府的地方有一栋房子。经大家商量，一致同意搬到原江龙宗政府的房子去住。硼砂厂给我们派了一辆大卡车，大家把行李装上车，由一个群众做向导向原江龙宗政府所在地进发。从哪里走呢？没有道路。在向导的引导下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
这里没有商店，没有饭馆，也没有居民、学校，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更没有热闹的街道，只有一栋孤零零的藏式平房。大小房间有10多间，中间有一个小院子，哪里像一个县政府的所在地。房子三面都是草地，群众还放着牛羊。房子后面有一条小溪。这条小溪就是我们后来的饮水之源。
同志们下车以后首先把房子里外的卫生搞了一下，然后我根据男女的多少和夫妻的情况把房子分配了一下，大家就把行李搬到房间里去了，这栋房子虽然破烂一些，但还是可以住人的。就是这种房子，同志们还住不下，我们有的同志还得在外边搭帐篷。没有床铺就打地铺或用牛粪末子装在麻袋里填个铺位，没有桌凳就席地而坐，大腿就成了桌子。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还是有了到家的感觉。因为这栋房子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班戈县委和班戈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它成了班戈县的象征，到了这里就是到了班戈县。我们将要从这里绘制班戈县的蓝图，为这个县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做出贡献。
中共班戈县委就在这栋房子里宣告成立了，它标志着这里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牧民群众有了幸福生活的希望。
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我们的汉藏干部都没有怨言，相互勉励、相互帮助，关系相当融洽。没有炊事员，大家就自己动手干，没有燃料，就自己拣牛粪或找老百姓买牛粪，没有人提出不愿干下去的想法，遇到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为了解决同志们对当时生活用品的急需，我们和班戈湖硼砂厂的领导商量，请硼砂厂的贸易公司派一个销售点，以解决同志们的生活困难。这一销售点就成了班戈县国营贸易公司后来发展的基础。
住下来后，我和薛香松同志、李坚措同志分头带着汉藏干部下乡，调查了解各部落的情况，我去了夏扎部落。在夏扎部落我们住在一个叫德保吉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间老百姓念经的房子。同志们住下后先后找群众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人口居住情况和畜牧业生产情况。这里离拉萨和那曲比较远，以前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牧民群众对我们的到来还心存疑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开始工作都得从宣传党的政策开始，然后才能逐步开展其他工作。
薛香松同志和李坚措同志下乡去了新结尔等部落作社会调查。下乡的时候各自都带上吃饭的一套东西，米、面、锅、勺等，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自己搭帐篷，垒锅灶，买牛粪，自己动手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有时遇到湿牛粪点燃以后直冒烟不起火，熏得做饭的同志两眼直流泪。班戈县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起步的。
到了1959年年底，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入开展，内地的援藏干部大批进藏，参加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一些同志也到了班戈县，县委班子也随着扩大。从青海来的官保同志（藏族）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从安徽调来的王杰、王万茂、戴维明任县委委员。当时因县上的工作刚刚开始起步，没有设置行政机构，县委委员只是分了一下工作，分头负责处理各方面的工作。王杰同志负责分管人事、民政工作，王万茂同志分管财经方面的工作，戴维明同志分管治安方面的工作，我分管办公室和统战工作。其余的汉藏干部和十一师派来的干部战士没有分具体工作。遇到下乡时临时组合。当时那曲分工委为了及时联系工作，还给我县派机要员和报务员各一名。为了开展群众工作还派了两名兽防人员和一名医生。当时干部和战士加起来也就是三十来人。
在县委驻地不远处居住着几户牧民，他们虽然是以牧业为生，但牛羊不多，生活十分困难。对我们的到来开始有点惊慌，经过宣传教育，情绪较为好转。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普保”。普保是藏语，它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也没有问，只是根据藏语的谐音用了这两个汉字记着它。
民主改革之前，这里没有乡、村设置，只有部落划分。后来在民主改革建立政权时，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就普保这个地方的乡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按内地的习惯，乡政府设在什么地方，就以该地方的名字冠以乡名，你们既然决定这个乡的乡政府设在普保，那就叫“普保乡”。后来经过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讨论，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并经县委同意，普保乡的乡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当时，以乡政府所在地的地名确定的乡名还有好几个，如原夏扎部落的乡名就是这样确定为德保吉乡的。
我们到班戈县以前，对这里的社会情况不了解，没有现成的资料供我们参考。西藏全区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平叛改革。我们县也不例外。但对全县的社会情况一概不了解，几个部落多少人口、各部落分布的情况、牲畜的存栏情况和生产情况全然不晓。为了尽快了解和熟悉全县的社会情况，为建立政权、开展工作、准备条件，县委研究决定派工作组下乡宣传党的平叛改革政策，调查了解各部落的社会情况，号召群众搞好牧业生产。当时，县上的人员很少，干部只有13人。为了开展工作，组织上从十一师调来了六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经过几个月的社会调查，对全县的社会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牧区不像农区，牲畜在牧区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牧区人们的生活资料，一旦遭到破坏，短期内很难恢复。经过工作组的政策宣传，稳定了群众情绪，防止了大批宰杀牲畜的情况发生。
虽然西藏地方政府已被中央政府宣布解散，中共班戈县委也成立了，但政权在乡村并未建立起来，原来的部落头人却亦然在管理着那里的事情，我们到部落去仍然要找他们协助工作。因为牧民居住分散，对我们党在牧区的政策还不了解，思想上对我们存在疑虑。由于牧民居住的都比较分散，做起工作来要跑很远的路。有时去了一处只有一两户人家。所以工作起来遇到的困难比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
1959年12月13日，中共西藏工委在拉萨召开全区第一次牧区工作会议，研究党在牧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问题。县委决定薛香松同志和我参加。会议明确提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期间内，党在牧区的方针是：除没收叛乱领主和叛乱牧主的牲畜分给原放牧者及贫苦牧民所有外，对整个牧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予变更，并实行不斗争、不分配牲畜和牧区不划分阶级的政策。”“当前在牧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三反两利’（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牧民的生产和生活，已达到全面地发展畜牧业经济的目的。”
会议于1960年1月4日结束。那曲分工委副书记旅克栋在会后召开了那曲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我们回到县里后，向全体人员传达了牧区工作会议精神，大家都觉得心里亮堂了，工作有了明确的目的。
1960年5、6月份，全县的天气变暖，县委决定在全县开展平叛改革的群众运动，全面宣传牧区会议精神。县委成员分成几个小组下部落。在新结尔部落工作的高振宏同志和索秋同志根据群众反映，德庆部落有发生叛乱的苗头。他们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立即带领当地的积极分子去抓疑犯。由于敌人早有防备，在抓捕疑犯的过程中，疑犯的帮凶对他们动手了，经过一番搏斗后，终因寡不敌众，两人被敌人杀害，他们的头被敌人砍了下来，索秋同志还被残忍的剖腹。高振宏同志是陕西临潼人，十一师的一名排长，他到班戈县以后，爱上了藏族女干部索秋，恋爱不久就结了婚。结婚是在一个用草皮堆起来的房子里进行的，他们是班戈建县以来藏汉男女结婚的第一对夫妻。索秋同志是那曲县人，是从西藏公学学习后回西藏参加民主改革的青年学生。他们被杀害的事件震惊了县委工作组和留在家里的同志。
薛香松书记和副县长李坚措同志带领的新结尔工作组根据群众的反映，了解到在德庆部落和亚巴部落有再次发生叛乱的迹象。工作组决定派李坚措副县长带领连长罗运洪、指导员余文辉（均系十一师）、藏族干部江白和当地几个积极分子前往亚巴部落抓捕罪犯，同时还要去德庆部落抓捕罪犯。以白玛为首的叛乱分子早已策划好了杀害工作组的阴谋，7月25日他们以群众请愿的形式，利用工作组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他们罪行的机会杀害工作组。由于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敌人活动情况还不敢真实地向我们告知，所以我们的同志不知道敌人的阴谋计划。结果在群众大会上，敌人动手了，我们的同志立即予以还击，并击伤了多名叛匪，经过一阵枪战，李坚措、罗运洪、余文辉、江白和一名积极分子被杀害。敌人的阴谋得逞后，匪首占堆白玛煽动40户牧民（80多人）公开叛乱。敌人杀害我干部的手段极其残忍，有的烈士被割了耳朵，有的烈士被挖了眼睛……烈士们的遗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他们的遗体被运回来以后，在家的同志们无不痛哭流涕，痛恨敌人的残暴。
这些牺牲的烈士都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他们为班戈县老百姓的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班戈县的烈士，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中共西藏工委获悉班戈县连续发生叛乱的事件后，非常重视，指示那曲分工委“请那曲分工委一名书记挂帅，组织专门力量到该工作队地点，从全面检查工作入手，深入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敌人，千方百计追捕逃犯。”那曲分工委按照西藏工委的指示，立即派副书记旅克栋带领工作队前往班戈县调查。
发动两次叛乱、杀害我干部的犯罪分子，在平息叛乱中被我军抓捕，受到了国家法律的惩处，为烈士报了仇，为广大民众除了害。
为了防止某些头人参与叛乱，我们在县上举办了有40多名部落头人参加的集训队，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疑虑，认清形势，与叛乱划清界限。同时，县里还关押着20多名犯罪嫌疑人。当时县委在家的人员很少，只留下一名会计、一名机要员、一名报务员、一名炊事员、我和我爱人沈淑静，气氛特别紧张，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要把院内的棍棒、石块收拾干净，以防万一。沈淑静给犯罪嫌疑人看病也得带上小手枪。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因此，那曲分工委电示我们去那曲领取枪支弹药，居然都派不出人员，最后只好派沈淑静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班戈县从1959年夏季到1960年的9月，连续发生新叛乱8起，再叛9起，凶杀案6起，参加武装叛乱的叛匪207人。但同志们在县委的领导下，怀着对烈士们的思念，勤勤恳恳、积极努力工作，生活条件再苦，工作条件再难，没有一个同志叫苦叫累，都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党在牧区的方针政策初步得到宣传，党的“三反两利”工作开始贯彻执行，牧民群众开始向我们靠拢，对班戈县全县的社会情况和牧业生产情况初步有了了解，但这一年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深刻的教训，对党的平息叛乱、稳定社会的方针有了新的认识。
昔日的艰难，为班戈县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勤奋工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换来了班戈县今日的繁荣富强和群众的幸福生活。
（作者系西藏民族学院原副院长，十八军西北独立支队进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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