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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建筑企业打破“大锅饭”的第一步 |
2009-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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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鲁扬 文/图
1984年，胡耀邦同志在湖北省视察工作时，肯定了建筑业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同年4月12日，建设部制订并颁发了《建筑安装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实施办法》。
今年65岁、现任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的佟兆祥回忆说，虽然1987年1月1日北京才实施《国营建筑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试行办法》，但作为北京成立最早的建筑安装企业，他所在的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早在1984年底就率先尝试了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做法。
佟兆祥介绍说，这是一种新的工效挂钩方式。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是国家对建筑业执行的一种工效挂钩办法，职工由过去的每月领取死工资，到按企业完成总产值领取效益工资，迈出了建筑施工企业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第一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加快基本建设工程进度、尽快发挥投资效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佟兆祥回忆，1984年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建工总公司下发文件给下属的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要求公司在1985年1月1日率先在内部试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做法。佟兆祥解释说，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采取“总挂总提”的办法，具体计算方法是：上级公司确定一个工资含量系数，假如这个系数是15%，1984年公司实际完成总产值1600万元，而1983年公司实际完成的总产值是1090万元，那么，计提额=（1600万-1090万）×15%=76.5万，这76.5万元就成为原来每月固定工资总额之外的增加部分。按出勤情况、岗位的艰苦程度、具体从事某项工程的贡献大小等，分配在每个人头上，就成为效益工资。1985年1月1日，佟兆祥的月收入由过去的每月不到60元，猛然增加到每月80多元。
佟兆祥说，第一次拿到效益工资的时候，他和很多同事都非常激动，相互打听各自的收入。回到家里，妻子看到工资后，很认真的把工资条珍藏起来，生怕以后制度变了，拿不到这么多工资了。
有人高兴，有人激动，也有人愤怒。有人因为吃惯了大锅饭，不认真工作，甚至一年都不怎么上班，所以只拿到了“死工资”。他们直接质问公司领导，自己的工资为什么比其他人低。因为吃惯了大锅饭，对这类人，一开始还有人同情，觉得都是同事，有人工资多有人工资少似乎不公平。
但也有人说，整天干脏活、累活，贡献大的人就应该多拿工资。农民都可以因为包产到户成为万元户，让别人先富起来，为什么建筑工人就不能通过增加产值、提高效益，出几个万元户呢？
新生事物的诞生总是会引发震动，按劳分配在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曾经让许多人费解。告别了死工资，职工们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多劳多得。
打开记忆之门，佟兆祥回忆说，1982年到1983年，不满40岁的他担任生产队长和车间主任。当时，他受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公司下属通风加工厂赵厂长之命，带领几十名电气焊工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进行15万立方米的螺旋湿式气柜（煤气柜）焊接工作。当时正值7月份，天气炎热，焊接70多米高的钢铁气柜，钢板被烤的无法落脚。工人们只好将木板绑在两条腿上，趴在滚烫的钢板上作业，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佟兆祥疼在心里。他找到赵厂长，要求厂长批准，给这几十名工人每人每月增加5元钱的奖金。但是，满头白发，在计划体制下工作了几十年的赵厂长，无奈地回答说：“厂里没有这笔钱。没有预算，拿什么增加这5元钱呢？”
佟兆祥听后，愤懑地说：“他们在用命干活啊！我不干了，我回家！”
虽然佟兆祥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但这件事情，让他终身难忘。
佟兆祥回忆道，1982年，他曾经对一位他最尊敬、技术最好的老队长说：“您每月工资81元，我这辈子要是能拿到每月70元工资，我就知足了。”
佟兆祥感叹道，如果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早出台几年，他就不会为申请每月增加5元钱奖金发愁了。是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让他得到了实惠，也感受到了改革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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