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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两会”期间，如何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提高规模经营效率成为不少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
土地流转的速度要与城镇化的速度相吻合
“我国7.2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土地，按每户3.65人计算，近2亿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只有9亩。”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在《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中提出，只有加快土地流转，在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使农村户均耕地达到50亩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为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条件。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就提出实行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这些年来，各地都在探索，但效果不够理想，全国平均水平只有10%左右。”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委员说，土地要和其他要素配合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和劳动力配合。所以，从大的思路来看，必须通过加快农民转移、推进城镇化来推进土地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也表示，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一定是跟农民减少的速度和规模相吻合的，如果不解决好农民的出路和生计问题，土地流转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推进城镇化，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交换，重点要解决就业、住房、社保三大问题。”李成贵委员介绍，四川省成都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一项有效措施就是“两放弃”、“三保障”，即农民以放弃土地经营承包权来换取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以放弃宅基地使用权来换取城市住宅。
政府要在规范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2009年6月组织了专题调研后形成的提案认为，要通过建立财政扶持机制，发挥金融、信贷、保险的服务功能，加快培育、发展或者引进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带动力的龙头企业、专业种养大户，积极发展规模经营。同时，加强流转服务和市场体系建设。
上海松江区区委书记盛亚飞代表说，“过高的租金严重挫伤了种粮农民规模经营的积极性，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松江根据实际，探索出“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既保护承包权，也保护收益：一方面按每亩土地500斤稻谷(或500元现金)的标准，限制土地流转费用继续上升;一方面制定了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对种粮农场给予20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补贴，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自愿流转出承包地的农民，在原来养老金基础上每月增加150元的养老补助金。
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后，也要提高规模经营效率，农村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可或缺。松江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建立了12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签订机耕、机插秧和机收服务协议;区、镇两级技术服务部门通过培训、发放植保信息、现场指导、挂钩联系等方式，及时为农民提供新技术、新品种、病虫害防治、施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按照规划，松江留下了近25万亩良田，其中15万亩以上种粮，750户农民平均每家种160亩水稻，“每户收入能达到8万多元”。
推进土地流转，还要因地制宜探索新思路
今年“两会”期间，陈锡文委员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使眼前的改革措施有利于农村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尊重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针对推进统筹城乡中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的问题，九三学社提交的一份提案指出：耕地保护难度极大，土地产权“长久不变”亟需法律明确释义和财政投入;土地流转存在制度障碍，土地流转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农业补贴亟需系统设计，产业化经营风险不可低估;农村金融改革迫在眉睫，市场化进程亟须加强。
一面是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稳妥，一面是土地流转推进中面临诸多困难，如何处理好“稳”和“活”的关系?“要探索新的思路。”李成贵委员建议，“要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资产属性。”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全方面地支持，分地区进行。在发达地区，政府的重点工作是规范;在不发达地区，政府要建立起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建立对农民的利益补偿机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也到了战略调整的时候，‘以工补农’的思路要从单一地支持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向支持城镇化发展转变。”
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委员介绍说，成都市发展现代农业的四大基础工程，第一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权益、集体土地权益。在此基础上创新耕地保护机制，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补贴的90%作为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划入其社保账户，剩余10%作为耕地流转担保资金和农业保险补贴。为了推进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落实，该市还制定了包括耕地保护登记、签订耕地保护合同、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监管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针对土地流动性不够的问题，李成贵委员提出，可不可以设立土地流转补贴?可不可以在局部地区试点“政府通过财政、土地债券等形式，从农民手里买土地，然后再分给其他的农民”?“前者从经济学上看，流转方和承租方之间会达成一种均衡，补给谁都一样;后者，能够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议。”他同时强调，“因为土地资源稀缺，要高效率利用，对土地流转也要加强限定———社区内部优先，农业利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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