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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姬旦创建的“长安礼学”及“长安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对其作出新的解读和诠释，不仅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有益举措，而且，对于提升人文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长安礼学”的文化内涵与思想特色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尚书·周书》和《诗经》《周易》有关文字记载来看，周公的“礼学”思想，集中表现为：主“明德”、 重“保民”、 制“礼乐”、 崇“维新”。尤以“明德慎刑”、“敬天保民”为其理论的两块基石。只有搞清“明德”与“保民”这两个词的真实含义，才能真正厘清周公“礼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在古汉语中，“德”与“得”是相通的。比如：在《周易》(不包括“周易大传”，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卦爻词中，“德”字先后共出现过五次，都含有“得到”的意思。如“讼卦”中的“食旧德”是指以前得到的食物、“恒卦”中的“不恒其德”与“恒其德”是指打猎得到和没有得到的。在《尚书·周书》中“德”字更是一个关键、核心概念，含有“后天人伦道德”和“先天本能本性”两个意思。如“惟德是辅”、“九德之行”等，是指后天的人伦道德。而《尚书·君奭》文中的“纯佑秉德”：是指保佑天赋“德(得)性”的纯正；“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是指民之天赋“性行”已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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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周公的所谓“明德”、“保民”，是从先天之德(得)和后天之德两个方面来说的。一方面既要肯定、保护和养育人们随生而来的先天人性和人欲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制礼作乐，用教化的力量，即人们后天形成的人伦和道德品行，来调节和引导先天欲望和需求，使其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得到合理的满足；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协调发展。这就是西周 “礼乐”文化以“礼”、“乐”积极协调与和谐各种关系的真正含义。比如，《尚书·武成》篇就这么说：“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民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既要用五教伦理来教化民众，又要让他们吃饱穿暖，即《诗经·北山》所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可见，周公的“明德”、“保民”之说意在将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为一体，呈现出更多的人文化和人性化的思想色彩。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长安礼学”与儒道思想的异同比较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如果我们将周公以“礼乐”文化来积极协调人的先天本能欲求之德(得)与后天社会教化之德的辩证关系 、使其互动发展的礼学思想，同后来儒家和道家对“德”与“礼”的看法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和差异来。比如，对“德”的看法，道家完全继承了《周易》中的自然人性，即先天本性本能之“得”的思想，而轻视后天教化与人伦之德，所以《老子·三十八章》中说：“上德(得)不德，是以有德(得)”，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说它们之间仅是一种补偿关系，所以，老子的结论是：“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可见他是主张“自然人性说”的。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儒家则恰恰相反，主张“社会人性说”，比较看重社会教化和伦理道德的作用。比如，在《周易大传》中“德”字出现的次数较多，而且，基本是“伦理道德”的含义。有些地方虽有“自然之得”的意思，如“厚德载物”本是指土地可以栽种万物，但在人格化以后，就成为“君子厚德载物”的“德”了；再如，《论语》中的“为政以德”，就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对“礼”的看法则有某种消极防范的意思，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曰仁”，宋儒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看待“人欲”的。如果我们要把“长安礼学”家的思想同儒家、道家思想放在一起相论，那就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它似儒非儒，似道非道，既兼儒道，又非儒道。 copyright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长安礼学”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演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战国后期的赵人荀子，不但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的礼学思想，而且也是按照周公“礼学”中“明德”和“保民”的思路，在先天人性、人欲与后天人伦、人道之间寻找“制礼作乐”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以便使“礼乐”文化的发展，既不否定或抑制人的先天人性、人欲对延续生命的种种需求，也不否定或抑制人的后天人伦、人道对人欲的调节和导引作用。荀子在他的书中，多次谈到“性(关于本性)伪(后天教化)合，成圣人之名”，“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 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周公的“礼学”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全面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人的先天的自然生命属性与后天的伦理精神属性两相结合的产物，是利欲与礼义相互促进、矛盾统一的结果。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周公礼学就是“礼乐”形态的有关执政模式和执政理念的思想学说，它既为周秦时期中央集权的宗法性王权的执政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汉唐时期“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关注民生、济民新民的执政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tujian.org
但是，荀子却将周公奉为“大儒”，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儒家是春秋时代的产物，周公的“礼学”何以能归入儒家之列？正是由此，荀子也引起了后学的诟病，指斥他不是纯儒。如唐代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就说荀子的学说“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同样，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嵇康也曾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并把周公当成儒家同孔子连在一起进行批评，认为“周孔”儒家注释“六经”以“抑引”限制人性。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周公的“明德”、“保民”思想，正是对人的生命的深切关爱。周公的“长安礼学”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深深影响着汉唐时期的文化思想。所以，长安文化，就其本质来讲，就是周公所创建的人文化的“礼乐文化”、民族化的“根基文化”与人性化的“家园文化”(生命家园与精神家园并重)的延续和扩展。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构筑并深入研究“长安礼学”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田文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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