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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 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疏，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 。
河西有我第二故乡 ，移民情结是我永远的收藏。
古老舞台的流动角色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酿成的。”无独有偶，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者的一番比说曾给我深入印象。大意是那些喜爱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人，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这话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说清，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交融却不假。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回顾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农村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檐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支牦牛尾巴，身材时快时慢地旋转着，挥臂弹腿的动作很大，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怪，有点像电影里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在张掖工作时，当地方言圈的一些特别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响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也可启发对河西走廊移民现象的考察。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换和交融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狁、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买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曾于走廊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现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塞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名贵的人文资源。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奇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产生了深远影响。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加强 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戍田之”。据记载 ，这段时代，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起头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首先是军事移民。“军屯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朝廷把屯田戍卒按不同职责分为田卒、守谷卒等；还组建了“河渠卒”军队，即兴修和管护水利设施的水利基建工程兵。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明确军屯重要任务是为驻军就近解决军需粮草。军屯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籽种由官方发放，口粮由官方提供，收获整个上交军中。至于把大宗军垦官兵集体安放就地落籍，那就是“军转民”了。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 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酒泉的魏晋墓室壁画屯田图中，荷戈的士兵与扶犁的耕者出现于同一画面，表现 的就是这种情况 。
今天河西地区 农村有许多村庄 多以营、墩命名。比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左近，叫墩的村庄 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根据印证军屯活动。
我在酒泉、金塔和高台等地工作期间，常常在古城堡和墩燧残垣间流连，有时还借宿在左近的农舍。有房东说起，月黑风静时，常听到号角啼哭、人吼马嘶，很瘆的。传说不足信，但它也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方法 。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戈壁沧桑，使人联想起古代的军屯景象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政府移民中，“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从今天移民“安居工程”中，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官府对移民扶持政策的投影。
汉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屯田)”。所谓“奸猾吏民”，使人想起“文革”中的“赶迁对象”。“赶迁对象”就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赶出城市、迁到边远乡村务农(也是屯田)。40多年前，移民道上走过这个群体，好像重演了汉代的一幕。这种决策的幕后，有一点是雷同的：谁是“奸猾吏民”、谁是“赶迁对象”，老百姓说了不算。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绩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战乱频仍，大宗内地士族纷繁迁居河西回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自发性移民从魏晋南北朝时代掀起高潮，河西走廊民屯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时代。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总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重要的是从内地大宗组织移民。移民来自陕、晋、豫、冀、鲁、鄂、川等省及甘肃中部，也包孕部分“牧转农”的少数民族。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 并举。强制 方法最极端的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军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包孕别处的牧民)安放在河西民屯营田。
前不久，在武威创造了西夏时代一枚精巧 的铜质符牌，一面镌刻着西夏文字“地境沟证”4字，表明关于保护 土地权属及办理土地手续的职责范围，另一面刻的6个字，是持证者的官职“司吏都监”和姓名“歆从”。这就是土地执法者的身份证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叫歆从的“土地局长”的工作证。这一类符牌的首次创造，为研究河西的民屯历史供给了一个很好的物证。
继续 2000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 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起过，并且现在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说好汉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也称罪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 的别径。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能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放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解释这里曾是发放、安放犯人的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戴罪徙边屯田。之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孕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服刑犯人能“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已是不幸中的大幸。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切。
我到过孤悬于荒野 腹地一个2000人的牧业乡镇。在那里，谁要骂人“充发军”，乡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多是明代流放于此开发盐矿的刑徒。我和当地干部说，如果乡民多了解些古代移民历史，大可不必为此烦恼 。独裁体制下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有句江湖名言“好汉不问出处”，很适宜昔日移民社会。
毋庸置疑，刑徒也是开发河西的先驱。这一点上，该当向澳大利亚人学习，学习他们对早期开发者包孕流放刑徒的敬佩态度。在墨尔本博物馆参观时，我曾想着，为什么不在河西建立 一个移民博物馆呢？有幸的是，我的呼吁已得到一些专家的回应。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也是民族大交融、公众大流动的时代。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 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 ，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居民一道，在创造 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 、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入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骃、宋繇等大学者和教导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庞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有过高度评价：“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 一脉。”直到今天，武威方言里还保存着许多别处已鲜见的中原古“雅言”，足见这个蜕变历程在当地的影响之深远。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里，那些体貌特点各异、穿着打扮 精彩 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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