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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002期
民国时期，广东岭南大学游泳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体育运动，他们甚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体育权的概念。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就提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 时间回到1913年，上海像整个国家一样都处在动荡之中。3月，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不久，孙中山就由日本回沪，决心武力倒袁。7月，陈其美终于在上海举事。10月，闸北还着了一场大火，令两万人无家可归。 纷乱之中，几乎没有人在意查尔斯·哈罗·麦克乐的到来。这个当时只有27岁的美国人，在1959年去世时被称为美国最著名的体育领袖人物。 他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体育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卫生、体育与娱乐学会会长，全美体育联合会会长和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体育干事。而在中国开拓性的工作，成为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经历。 麦克乐给中国人带来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体质测试。“体质”这一概念的引入，使中国人“强身救国”的理想有了具体而明确的标准。 在差不多100年时间里，体质以及它背后的体育运动一直与救国、强国的强烈动机纠结在一起。及至今天，体育权与体质状况仍被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1924，收回体育主权
西方人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体育，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就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创建于1844年的宗教团体强调 “一个健全的青年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丰富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 1885年，青年会随教会学校传入中国。至1895年10年间，中国学校青年会已有27所之多。“他们要在中国的青年人中传教，所以组织了很多国外的体育活动来吸引年轻学生的注意。”常年从事体育史研究的中国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 在这个团体内前后有8位美国人来华，开创了中国的近代体育运动。而从时间上排序，麦克乐是最晚到达中国的一位。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引入近代体育运动也切合了当时改革者的期望。洋务派就曾经提出：“西方之强在于兵，西方之所以强不在于兵。”意思就是，真正的强来自于民众素质的提高。这几乎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亦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不过熊晓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在如何推进体育的路径上，知识界曾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军事化”、“教育化”、“社会化”等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比如很多人就曾攻击著名学者陈登科的“体育军事化”观点是要搞法西斯主义。一直到解放后他才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天性不好动，当时除了警察和军队又没有其他社会组织能够深入到基层，所以只能采取军警化的方式，强迫民众锻炼。 陈的观点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体育的情况贴合。当时除了西方宗教团体在青年中积极拓展，近代军队的建立使北洋新军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第一批尝试者。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此后“兵操”等带有军事特征的体育项目就广泛传播开来。 但是，一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体育竞赛组织和较大型的竞赛活动几乎全部被西方人所操纵。所以“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一场浩浩荡荡的“收回体育主权”运动开展起来。 事件的导火索是1923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惨败，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体育的奇耻大辱，主持代表团的“八个美国人”之一葛雷受到严厉批评。 1924 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会章甚至规定“禁止外国人作职员”，麦克乐等人只好在那一年年底离开了中国。 1929 年4月16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体育法》。1932 年8 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会议”，会上拟定了旨在贯彻“体育法”的所谓《国民体育实施方案》。 应该说，从洋务派到后来的国民政府都希望能够通过“体育”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进而为中国争取“体育主权”。为此，国民政府还举办了几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体育节”，但最终没有得到民众真正的响应。
1931年，令人失望的体质检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体育总体变化趋势是，以培养‘军国民’和‘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逐渐衰落，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熊晓正说，这种变化也很快影响到了当时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 麦克乐就是“体育军事化”的反对者。他认为通过国家力量推广等“兵操”束缚了练习者的身心自由，名为锻炼身体，实则有害于发展学生体质。1922年7月，他在济南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会议上主张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军国民体育，会议决议规定：“各大学兵式教练列为选修，但不得代替体育”。 为了推动群众体育运动，会议还提出三大措施：第一是利用公共隙地创办公共游戏场；第二利用学校设备；第三各种社会上团体应有联合的组织。 此前在1915年，麦克乐主持并协助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培养体育专业师资的教育机构。嗣后，他又主持了东南大学体育系等中国早期体育教育机构。 1924年离华前夕，在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的赞助下，他带领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包括人体测定及身体检查的系列研究，田径运动记分表研究，儿童在各项运动中运动商数方法的研究，足球、篮球的标准测验研究等等。 这些有关中国学生、中国人体格的统计、研制体育测验标准等在中国均为首例。陶行知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特别指出：“当一切完成时，中国的体育及身体检查水准至少要比当时进步10年”。可在麦克乐回美国之后，这套标准再也未能在中国用上。 后来一直到1931年，辛亥革命20年之际，陈登科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对全国专科以上的20977名学生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脊柱弯、肺病、心脏病和有近视问题的学生达到7553人，占学生总数的36.1%。 1933年，教育部又一次检查了41所大学，患有各种疾病的学生占65.9%。这个结果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泄气。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体质检测依然围绕“有无疾病”这个指标。一直到2000年，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性、全人群的“国民体质监测”，“体质”这个词才回归到正确的意义上。 在中国工作的后期，麦克乐把精力都放在了普及体育上。他认为，“体育之讲求，不仅限于学校之学生，故社会各种团体，皆应谋人民之幸福以提倡体育”。 在他看来，民主国家的主权都是属于国民的。所以，开展体育也不应“重贵族而轻贫民，或重富人而轻贫民”，“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要提倡全民的体育，“使每一个人有相等的机会”。 1914年，麦克乐等人在江苏马千山举办暑期体育领导人才训练班，第一期只有29个人参加。到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组织60多个县进行了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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