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家杜威（1859～1952）以实用主义怀疑方法契合了中国的启蒙运动。
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绕道西伯利亚访华，却以宾主之间的双重失望结束。
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曾为徐志摩和林徽因做媒，后伤心离开中国。
（2010年）8月中旬，西方最知名的抨击美国的人士、顶着“当代认知科学之父”头衔的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诺姆·乔姆斯基造访中国，先后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说。这位已退休的犹太学者对于计算机程序语言文法的形成有着莫大影响，但他早年以“生成语言学”的功底为五角大楼打工、后又充当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也难逃外界责难。华文媒体一如2006年对于霍金来访的追捧，是看稀奇的心态多过探求科学真知。 与善于当众作秀的乔姆斯基、霍金相比，来自欧洲的哈贝马斯、吉登斯和齐泽克“书斋味”更浓，他们能引起国人围观，实源于各自在西方思想界的独特地位。德国的哈贝马斯被称为“活着的黑格尔”、“后工业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2001年曾在北京巡回演讲；“布莱尔的哲学王”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和“第三条道路”，是凯恩斯之后英国社科界的头面人物，2007年曾到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巴黎读完精神分析学博士，后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19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他2007年应南京大学之邀首次访华，2010年应上海大学邀请再至。 21世纪初世界顶尖学者接踵来访中国大陆，放在中国崛起和地球村的背景下不足为奇。遥想“五四”运动前后，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与印度的泰戈尔相继访华，那才叫一段传奇。 1919年春，杜威受得意门生胡适邀约携妻来华，到各地演讲考察，颇受媒体追捧，其美式实用主义与平民教育路线与中国学界无争，故能在华待够两年零两个月。罗素与泰戈尔都是名望已大不如前的梁启超请来的，气势上先输一着。罗素1920年携情人来华，数学家出身的他在中国难觅知音，其“英法折中式”改革立场既不被“主义”派理解，也不受“问题”派青睐，故来了几个月就想走，因病才又待了小半年。泰戈尔1924年孤身来华，尽管有徐志摩陪侍左右，胡适也为他说好话，但他兜售的甘地式改良主张和抬高东方传统文化贬低西方物质文明的做法，遭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人攻击，泰戈尔不久悻悻离开中国。 把时间再往前推，从鸠摩罗什到马可·波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古代中国其实不乏异域饱学之士的身影足迹。
从改革开放到与西方经济全面接轨的这10年，来华访问的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得主多如过江之鲫，只是囿于国情，官方邀请的思想家以左派居多。但这也不要紧，中国已经告别了伟人崇拜的年代，以中国转型期问题之复杂，恐无任何一个意见领袖能给出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各地的学术邀访，更多是一场场秀，无关国运，批评者也不必过于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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