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北京被定为首都之后,天津就成了一个注定尴尬的存在。
当然了,天津从中国灿若星河的古城中脱颖而出,变得引人注目,也不过是这一百五六十年的事。
清末民初的国事动荡,给了天津一个好机会,让它一跃而上历史的舞台。洋务运动刺激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基础在此萌芽;鸦片战争之后20年,也就是1860年前后,租界开始兴建,各路洋人在这里划地而治;清帝退位后,北京城里聚居的满清王爷、格格和遗老遗少们带着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对衰亡帝国的哀悼和怀念,一起搬到了天津当起了寓公;甚至还有战乱时期名头各异的军阀和政客,还有众多至今令人怀想的知识分子们—当这一切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涌进天津的时候,这个城市顿时展现出了一种奇异的面貌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化来。
然而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变得尴尬起来了。因为距离首都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因为资源向首都的倾斜,天津注定只能充当一个绿叶的形象,而不是争相辉映的双子星。
这个形象,在经历过六十年时间的冲洗之后,变得愈发模糊起来。很多人提到天津,很难在头脑中第一时间勾勒出它的样子来。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因为历史原因而成为直辖市的城市,它和其他北方重工业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充斥着大量的千人一面的苏式建筑物、混乱的布满尘土的街道,还有几乎会弥漫整个春季的浓重的烟尘和风沙。
然而,在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的眼里,天津的“文脉”,却因为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决策者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举棋不定而“奇迹般”地得以保存。他说,“天津是一个基本文脉没有割断、保存了多个发展时期城市构造的城市,因此具有很浓厚的历史感。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绝大部分城镇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可惜几十年来一直被破坏,现在,像天津这样将这种感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市倒不多了。”
王受之是国内现代设计的理论家和狂热布道者,他针对城市、建筑和居住新理念的推广,引起了业界的重视,也因此开始了他和一些著名地产商的合作。万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万科进入天津的时候,正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那是1992年,万科实施跨地域经营,“遍地开花”。香港银都置业、青岛银都花园、天津万兴和万华、上海万科房地产以及北海万达房地产等分公司相继成立;进行股权投资的国内公司达到13家;至今还存在的惟一非地产业务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是该年成立,开展电影、广告、卡拉OK影碟等制作和发行业务。
也是那一年,王石的爱将郭钧从《万科》周刊辞去主编职务,空降津门,领衔天津万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郭钧是河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加入万科之前,在深圳市政府工作,1988年加入万科,四年之后就成了封疆大吏,可见其人之能力。万科的北大系精英郁亮和丁长峰等,也都是因为郭师兄的先例和引荐,陆续出现在王石的办公室里。
郭钧的能力在他到天津下马伊始就有所展现。拿地,拿到黄金地段的好地一向不是万科的强项,即使在万科的大本营深圳,万科所能拿到的地也总是在郊区附近打转。可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天津,郭钧硬是能拿下直隶总督府旁边、金刚桥下的一块黄金地块。有人开玩笑说,万科之前和之后,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再也没有能够拿到这么好的地块。
1993年5月28日万科成功发行B股,6月旋起宏观调控之风。不过,一开始宏观调控并没有引起万科足够的警惕,因为发行B股而握有充足资金的万科,仍然充满信心地上了很多大项目。其中就包括万科著名的问题项目—在深圳的海神广场(后来改名为俊园),以及在天津的万科中心。
这股扩张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了1995年才戛然而止,过度的投资和不理性的扩张使万科的资金不堪重负。可是有了解内情的人的说法是,那段时间的扩张,让郭钧的声名在天津如日中天,甚至达到了只知有万兴而不知有万科、只知有郭钧而不知有王石的地步。
到1995年,金刚桥项目面临烂尾的危险,项目盖到一半便没有了资金,被迫停工。而后,万科找到日本微笑堂(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将原有的写字楼加商场的规划方案改成酒店,这才筹集到资金来完成项目。
十年以后,王石在他的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提及万科在天津这个城市的初始项目的时候,充满了检讨精神:
“尽管天津万兴成功将一个问题楼盘转变为一个吸引投资的楼盘,从战术的角度看我们解决了资金占用的问题,将一栋缺乏市场的楼盘调整为一个酒店(当时我还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但在战略层面上,则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
酒店,是万科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这个项目始终是不成功的,万科在天津的头几年,几乎都是与“亏”、“巨亏”、“还在亏”、“继续亏”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到最后,终于还是壮士断腕,将这个项目同其他外部资产进行了置换,万科在承担银行负债的同时,还额外拿了1.5亿。
从金刚桥项目艰难撤出之后,万科置换到了东丽湖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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