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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权事业的重要篇章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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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岩
雅拉香波变成酥油山,我们没有切一块的权利;
雅鲁藏布变成青稞酒,我们没有喝一口的权利;
那雄沙滩变成糌粑,我们没有吃一口的权利;
旧社会农奴的苦难多如牛毛。
东方闪烁星星,民主改革了,藏族人民翻身了,我们从此有了幸福生活。
……
诗中的“雅拉香波”是西藏山南地区一座雪山的名字,是雅砻河的源头;那雄是山南一处沙滩的名字。诗的作者索朗欧珠曾经担任山南地区团支部书记、昌珠镇镇长,1966年作为西藏民间青年创作积极分子赴京参加民间作家代表会。
50年前的春天,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结束了封建农奴制度,迎来了自己的翻身解放。50年后的春天,西藏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人大代表,决定把每年的3月28日作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今后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都将庆贺自己的盛大节日。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斗争的具体情节将会成为历史的记忆,但是它的伟大意义,将会日益显现出来。
走到尽头的西藏封建农奴制
旧西藏社会制度的落后,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在西藏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宗教观念的长期禁锢和其他一些原因,广大农奴对于这一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尚不足以推翻它。不过,到了上世纪中叶,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和少数来到西藏的外国人,已经看到了这个制度的末日。担任过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经撰文指出,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同一些知心朋友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著名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也曾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像灯油耗尽的灯火一样开始走向没落”。
这种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大部分生产资料,也垄断了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权力,绝无什么民主可言。1923年,一个名叫威廉·麦戈文的美国人隐瞒身份,闯入拉萨,后来写了《乔装进拉萨》一书,记述他在拉萨的所见所闻。他提到了“春都”这一噶厦政府咨询机构,指出它是由拉萨三大寺、四大林的代表和最大的几家贵族组成的,其成员全部是拉萨人。西藏政务的处理,全由拉萨的僧俗贵族把持。不仅农民或农奴不能参政,就是西藏其他地方的僧俗上层人士,也没有发言权。
这种制度下,人民群众没有人权可言,反而常常遭到农奴主的处罚鞭打。1942年至1943年间在拉萨逗留了3个多月的两个美国人托尔斯泰和杜兰,就记下了他们在一次宗教活动中目睹喇嘛打人的情况。稍后到达拉萨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陞祺,也在其著作《西藏与西藏人》中记载了这一事实:有一次达赖喇嘛意外地来到拉萨城里,在大昭寺举办了一次法事活动。所到之处被崇敬他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只为了能看他一眼。“这是一种源于忠诚,发自内心的冲动,……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为了让达赖喇嘛突破重围,那些卫士猛然冲入人群,狠狠地左右扬鞭,打在最不应该挨打的人们身上。西藏朋友让我们放心:老百姓根本不在乎这种对待。我看不是不在乎,而是尚未在乎,一旦他们醒悟过来,有什么能压制他们的愤怒呢?!”
西藏反动上层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勾结和投靠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独立”。他们的用心,当时少数在拉萨的外国人也是看得出来并且记诸于文字的。即便是像休·黎吉生那样坚定支持“西藏独立”并为之奔走呼吁多年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不能否认西藏当时社会制度的腐朽。1949年底,刚刚从拉萨抵达加尔各答的黎吉生在接受采访时坦率地说,当时的拉萨掌握在一小撮富人手中,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估计随着中国共产党完成国家的统一,西藏的封建制度将会垮台,而生活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人民,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这就是说,黎氏自己也认为,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西藏人民,将会欢迎一个废除了这种落后制度的新社会。曾经教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英文的奥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在他的《在藏七年》一书中,也记载了拉萨贵族的奢靡生活、拉萨街头成百上千的乞丐、西藏人口下降和人均寿命仅仅30岁左右(据哈勒估计)的状况。所有这些,与达赖集团多年来所宣传的“香格里拉”式的西藏,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却是旧西藏的真实写照。
西藏农奴制的废除与美国奴隶制的废除
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在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起美国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斗争以及领导了这场斗争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是今天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后人怀念他,是因为他在总统任上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维护了联邦的统一,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即便今天的美国人恐怕也未必都清楚,这两件事在林肯看来是有轻重缓急的区别的。在南部各州为了保存奴隶制而提出分裂联邦的要求并且发动了内战之后,林肯毅然应战,直接目的并非废除奴隶制,而是要保卫联邦的统一。正如林肯后来所言:“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一部分奴隶,我也愿意这样做。”4年的内战使美国人民付出了62万人战死疆场和总计50亿美元财产损失的代价。其结果则是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和数年之后奴隶制在联邦境内的彻底废除,联邦的统一得以维护。
在某种意义上,将近百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所领导的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斗争,比林肯当年的事业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毛泽东主席不可能采取类似林肯对待美国南部各州奴隶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西藏的农奴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和宗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诺在一个当时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永远保留这种反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采取了什么办法呢?采取了等待的办法。一方面是等待上层的醒悟,西藏僧俗上层是要分化的,上层有一部分农奴主是开明的,愿意改革。但是上层中也有一部分是顽固的,坚持“永远不改革”;另外一方面,也要等待西藏农牧民群众自己的觉悟。所以1954年初毛泽东就说:改革“已经拖了3年,如要拖,可再拖3年。3年过去后,还可拖3年,拖它9年也可以。”到1956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6年不改”,甚至再长时间都可以。但是西藏反动上层就是要永远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为此不惜勾结外敌,发动叛乱。
如果说美国人有理由为自己父辈当年的正义斗争而骄傲的话,中国人更有理由这样做。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废除封建农奴制,与林肯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真正享有了做人的尊严;而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在废除奴隶制百年之后,还在为争取民权、争取和白人坐在同一辆公共汽车上不要分前后的权利而斗争。
藏族人民曾经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生活了若干世纪,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主改革50年来,尽管其间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但是过去的旧西藏已经一去不复返。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曾经满怀深情地说:“假如把西藏民族比喻为行进在汪洋大海中的一艘航船,那么,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驾驭下,这艘船在无可挽回地沉没。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才挽救了这个民族,使这条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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