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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涉藏决议”，精心包装的干涉主义宣言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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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汉
距离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中，引导也好，斗争也罢，西藏人民终归是逐渐恢复到他们期待的平静生活中。因此“3·14”一周年之际，藏区并没有发生达赖流亡集团所期待的“抗争”行动。
但是这种平静并不涵盖所有“关心”西藏的人。在3月内，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都相继通过了“涉藏决议”。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的这两份“决议”从不同角度出发，但其共同点是，都“谴责”了中国在西藏地区实施的所谓“镇压”政策，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展开政治对话，以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
诚如两份“决议”所希望的那样，中央政府和达赖之间的对话渠道其实从来没有关闭。即便是在“3·14”之后，双方还曾经派代表举行过多轮接谈。但是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主权与独立的冲突，是和平与暴力的冲突，是群体的现代化与个体的权力欲的冲突，是藏族的发展与西方的想像之间的冲突。上述二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需要时间和耐心来化解。
但是如果细看两个“决议”，不难发现它们出台的时机是精巧的。西藏问题之所以在某个特点的时期，在某种情况下恶化，往往并不是因为西藏本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尖锐矛盾，而是由于国际势力在某个场合的表态，助长了达赖流亡集团的气焰，导致达赖集团误判形势，再度出现冲突。而此次两份“决议”的出台，正是在达赖出走50周年、“3·14”事件一周年前夕。作为政治人物，在决议出台前不可能不考虑其可能产生的舆论效应和行动后果。
其次，这两个“决议”的腔调和内容，与之前美国众议院、欧洲议会的“涉藏决议”相比并无本质不同。它们只是重新将西藏问题提上舆论关注的焦点，让国际舆论在“敏感时期”重新误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之所以要重新提及，本质上无非是表达西方话语中心一贯的精英主义思维。我们仍然可以从“决议”的文本中读出西方世界以西藏制约中国的传统政治手段。西藏在西方话语中心的文化政治浓度，也给了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新的想像空间。
因此，两份“涉藏决议”，实际上只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干涉主义宣言。这只是来自西方不同话语中心的相同政治号角而已。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关心他们梦想中的香格里拉，那么就更应该平静等待西藏人自我的抉择。少数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会遭遇后发的困难。而1959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却给他们提供了突围的先机。西藏需要的是平静的发展环境，而达赖集团需要的是冷静的历史抉择。因为西藏的未来毕竟是一个充满了本土意义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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