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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读书” |
2009-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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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振
开栏的话：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同时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今年的3月28日是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此，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西藏民主改革50年：亲历·见证》，通过采访一些亲历西藏变化的人和有影响的藏族人士，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反映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发展进步。
讲述者：格勒（藏族） 新中国首位藏族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一家人住在过道里以为一辈子当农奴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而我的家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56年就进行了民主改革。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我喜欢读书，读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还是农奴，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读书。
1950年，我出生在甘孜县一个村庄。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我的母亲和姐姐被一个领主作为财产转赠给另一个领主，所以我从出生起，就从未见过父亲。
我们家属于农奴中的最底层，没有一寸土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50多年前，我们全家住在贵族的厨房和客厅间一个过道里，平时穿的藏装，晚上就当被子。我们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我从小就被告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要寄托于来世。”
在我幼年的意识中，世界上除了鬼神、寺院和农奴劳动之外，没有别的。那时，人们以为改变社会地位的方法只有当喇嘛。在母亲的苦苦央求下，5岁的我被允许到领主的经堂里打鼓祈祷，在那里可以跟诵经的喇嘛学习经文。我能学经文，是以全家人的无偿劳动为代价换来的。
那时学习没有纸和笔，只在墙上凿个洞，阳光照进那个洞就开始上课。我只能跟着念经，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跟着念，念错了就要挨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天挨打是少不了的。半年下来，我学会了30个藏文字母。
家里来了解放军上学不用交学费
1956年，我们家乡进行了民主改革，当地的农奴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大家欢天喜地，尽管衣服不漂亮，但大家的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家分的房子是从当地一个中等贵族手中没收的。第一晚，全家人都没有睡着，刚装修的新房子有玻璃，晚上有一点亮光就会反照，我们觉得很稀奇。有些仓库里面，还剩下一些酥油奶渣，大家都捡来吃，因为从来没吃过那么好的东西。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是家里来了解放军。第一次，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解放军住在贵族家里，我给他们的马喂草饮水，解放军还友好地送我东西吃。第二次，解放军来时，我们家已经分到了房子。
那天晚上，星光点点，远处山上也有亮光在闪，有人说那是鬼火。我妈妈说，那是灯光。等我们听到外面声音的时候，已经到处是解放军了。有个解放军的“大官”来敲我们家的门，说要来家里借住，可以吗？妈妈很热情，立即表示同意，并请他们到楼上住。
可是，解放军却说，住在一楼的牛马棚就行了。妈妈说，那怎么行呢，还是请到楼上住吧，反复邀请他们，解放军才住到了我家厨房。
第二天一大早，姐姐起床去厨房端水，一看，解放军挤在厨房里，睡得很密。原来，他们有纪律，不允许打扰百姓。后来，解放军和我们家非常熟了，就到我们家客厅里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要开始。
我非常喜欢解放军，他们不仅送我们面粉、大米，还送给我们衣服。临走的时候，他们还送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像，那些都成为了我家最珍贵的礼物。
1956年，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我才有机会到学校里学习藏文和汉语。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了什么是“人类”、“地球”，知道了“天安门”。我从小学就没交过学费，国家不仅包吃包住，甚至还发衣服。到了中学，我又连续3年获得甲等助学金。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解放军。家里的墙都是木板的，我就在上面用毛笔画解放军，背枪的，骑马的，训练的，都画。妈妈还鼓励我，说我画得好。上中学后，我还把画有解放军骑马的画贴到了村里的塔上面。
与达赖私人代表座谈和达赖的哥哥辩论
1964年，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中专班。4年后，我完成“藏语翻译专业”学习，回到家乡甘孜州工作。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的社会和历史。1986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并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顺利通过答辩，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后来，我在北京参与了中国第一个藏学研究中心的筹建。
如今，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副总干事，经常往返于北京、成都等城市指导博士生，还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并曾3次与达赖私人代表面对面地座谈。
1988年至1989年，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期间，我遇到了达赖的哥哥——美国某大学教授晋美土登·诺布，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达赖的哥哥说藏汉之间水火不相容。我说，坏人和好人不是以民族划分的，任何民族里面都有好人有坏人，你怎么能说一个民族全是坏人，一个民族全是好人？他说不过我。
民主改革前，我家是农奴，而他是活佛。没有民主改革，我怎么可能跟他平起平坐，进行争论呢？作为中国学者，我很自信，很自豪。
2008年7月，我作为学者曾与达赖的私人代表座谈，介绍了正在筹建的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藏族文化博物馆。目前，这座位于北京的博物馆即将竣工，我们已搜集了20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一件来自阿坝州的文物，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虽然它只是一个旧门板，但上面却写了一个当年的标语口号：“信仰喇嘛教自由！”这恰是民主改革时期一件极有政治意义的文物。
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西藏——令人向往的地方”，它将用大量图片、文字和历史资料，来反映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2000多件文物，每一件都是西藏历史的最好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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