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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转基因水稻不久后将在湖北、山东两地进行商业化试点种植。
4月1日，记者向农业部等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答复均是“以官方说法为准”。此前，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曾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问题从幕后推到台前，始于今年两会前夕，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农业部收回安全证书。两会期间，也曾有50多名全国政协文员联名提交提案，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而两会后，来自民间的反对声音更是此起彼伏。
一位参与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按照农业部要求，公开任何资料都要跟农业部协商，任何时候都不能擅自公开任何数据，记者采访农科院转基因研究中心时也遭到类似理由的拒绝。
来自官方、民间、学者，赞成的和反对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各执一词，让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一百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把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问题推到了台前。
今年两会前夕，由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曾经给前总理朱镕基上书引发全国对“三农”关注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人起草，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的信件，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往全国人大，内容则是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要求农业部收回安全证书。
此后，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呼声迅速放大。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也曾提交过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提案。
苏铁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两会期间，曾有5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对于苏铁山所说的50人提案，记者没能找到佐证，但是政协委员有关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提案则确实存在。
此后的3月11日，再次出现多位学者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联名信。这封刊登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的公开信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是在未经充分论证基础上发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我国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将受到重大冲击”。
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包括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等。
近日，从纽约开始，一封题为《我们关于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种植问题的意见书》也开始在一批海外学者之间广为流传，并开始传入国内。据悉，这封信主要目标是呼吁中国政府禁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已经有60多人签名。
苏铁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相反，他认为国家应将对转基因的研究列为国家重大战略进行重点研究，但是在商业运用上需要慎重对待，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更要慎之又慎，因为这涉及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安全。
商业化种植
学者们的反对源于2009年11月，农业部通过审批，给两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和一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颁发了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农作物上市销售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被认为是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种植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正是由于迈出了这一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针对社会上对转基因产品的质疑，农业部在全国“两会”前后以“答记者问”和“问答”等形式，陆续公布了与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有关的些许信息。
按照农业部的说法，“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
在答记者问中，农业部强调，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科技部专家也告诉本报记者，安全证书意味着可以大田实验，并不是代表可以商业化种植。但有媒体称，经过调查发现，湖北等地自2005年前后已经开始了转基因水稻的种植，只是名义上不是“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刚开始不太清楚这种新型水稻品种的当地农民，也渐渐明白，他们已经开始种植转基因水稻。
不过，这些说法无疑和此前农业部的说辞大相径庭，此前农业部官员曾表示：“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而农业部的这一官方态度，也与上述媒体的调查事实互相背离。
苏铁山也向本报记者证实：湖北等地曾发生过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并且后来有关部门查处过，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明农业部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
一位参与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农业部要求，公开任何相关资料都要跟农业部协商，任何时候都不能擅自公开任何数据，只有农业部同意解密的才能发。
上述说法似乎能够印证农业部和业界人士有关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不同说辞。但是，有关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问题，不同层面的说法仍旧很难统一。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则从知情人士处得知，转基因水稻不久后将在湖北、山东两地进行商业化试点种植。
安全之争
转基因水稻是否商业化种植说法不一，而至于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安全性问题，各方也是各执一词。无论是百余学者上书人大，还是两会期间的提案、议案，拿来说事的都是安全问题。
上述人大的联名信认为，转基因主粮化的生物安全存在不确定性，商业化生产后的经济安全存在不确定性，绿色优势也存在不确定性。而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将安全性仍然存在广泛争议的转基因食物主粮化，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
对此，有专家公开声称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不用担心。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日前表示，从目前国内外的科学研究看，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人类食用安全性上存在差别，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获得主管部门批准的转基因食物可以放心使用。
不过，面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农科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彭于发也没有给出百分之百的肯定性回答。他打了个比方说，科学家只能解释一个杯子里装了多少水的事情，解决不了这个杯子到底能装多少水，意即科学家只是保证在现有研究下，转基因食品不存在安全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博士后蒋慕东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商业化种植造成的后果不好控制，转基因花粉或种子漂移，难免会产生生物污染，破坏物种的多样性。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则站在了支持转基因这边。他表示，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
中央政府也是支持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去年11月，温家宝总理面对全国科技界人士的讲话中提到大力发展生物育种的说法，此后在一号文件中也有涉及。即使反对者也纷纷表示，他们不是反对转基因技术，而是反对在技术不成熟和安全性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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