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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指出，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违法占地的“成本”低，而“收益”高，落实滥占耕地责任追究制是当务之急。

土地“黑洞”是谁的摇钱树？

据权威部门统计，近３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岳清友说，目前，征收的土地出让金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有的不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而是变成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更严重的是，不规范的土地交易行为引发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如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出让土地，该有偿出让的行政划拨；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协议出让或低价协议出让，划拨土地和集体土地非法入市；擅自减免地价，不依法追缴土地出让金等。

腐败分子、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直接干预土地批租事宜。1994年到2000年，阜阳明显属于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高达10亿元，巨资大部分又都流入了王怀忠倾心扶持的少数“老板”手中。

滥占耕地“胆”从何而来

按法律规定，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没有权力批准建设用地。但从已披露的一些土地违法案件来看，县、乡两级政府动辄就把成百上千亩的土地批给用地单位或个人。统计显示，在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开查处的９起土地违法大案中，有８起属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违法。是什么原因使耕地“红线”变成了“弹簧线”？

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之所以不被某些人当回事，照样违法批出一个个“开发区”，并非我们身边就有“最胆大的官员”，而是许多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对违规渎职批地、卖地者缺少配套追究机制。“抡起的是大棒，砸下去的是鸡毛掸子，清理了那么多违规用地，却鲜有人为此丢掉乌纱帽。”王维忠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杨圣明说，以东部某省国土资源厅的测算为例，这个省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2.4万亩土地。一些干部在“经营城市”上做文章，形成了占地─收益─再占地─再收益的循环。个中缘由除了一些官员法制意识淡漠，权大于法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受利益驱动和以GDP为考核标准的政绩观影响。

体制弊端提供了违规“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岳清友说，“有占必征，使公共利益的内涵被无限扩大。”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谁都可以强行征用集体土地，这对农民来说很不公平。公共利益不明，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清，随意圈占耕地的现象就很难制止，农民的利益也将继续被剥夺。一些地方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意将一些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绕过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大量的非法占地行为，往往是事后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补办手续。非法用地“合法化”，违法者只要不“装腰包”，就很难“伤筋骨”。

杨圣明代表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徇私舞弊、非法批占大量土地的追究刑事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千分之几的低处罚率，既破坏了执法执纪的严肃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把“红线”变成“高压线”

许多代表认为，这轮宏观调控中，土地成为调控的重中之重。这表明，土地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今后必须走内涵节约型经济增长道路，协调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家应该用更严格的制度和法律，确保耕地不再受到破坏。

一些代表建议，首先要重新确认现有耕地数量，摸清基本农田保有量，将耕地保护指标列入考核地方党政一把手政绩的主要内容。只有把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变成“高压线”，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其次要提高占用耕地的经济成本，降低利用存量建设用地的成本，对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费用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三要确立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克服规划执行的盲目性，规划修改的随意性。让耕地保护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涉案人没有“徇私舞弊”，对严重违法占地特别是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也应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