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07年中国经营大师论坛年会上，王殿甫等十几位企业家正式发表《企业家传承经营智慧宣言》，呼吁更多的优秀企业家主动参与到经营智慧传承的行列，用实际行动带动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
企业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及商业模式创新的思考，正是商业本源的回归，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对构建本土商业文化的探索。越是民族的才越是国际的：打造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商业模式，也许是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有效尝试……
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褪去浮躁和喧嚣，一步步走向理性和成熟。他们已经不屑于“商业明星”光环的围绕，开始从感性走向思辨，从自发走向自觉……
传统文化下的企业家素质
王殿甫：
企业家在磨难中成长
创维老帅王殿甫作为中国企业标杆式的人物，经历了计划经济厂长、市场经济下的大国企以及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总裁、董事长等职务。在年会上，他强调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企业家素质的整体提升，提出企业家要做思想者、战略家、实干家、社会活动家，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创维集团经历了黄宏生事件，王殿甫受命于危难之际，最终带领创维渡过了难关，成为带领创维驰骋于家电市场的“姜子牙”。他说，“中国企业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所以都是在磨难中成长。我们历数中国企业家有多少人翻身落马、多少人因为工作太劳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由于我们制度的不健全，所以都是在磨难中发展、在痛苦中前进、在坎坷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吴长江：
“你是一个千万富翁就是一个科长”
雷士照明总裁吴长江以稳扎稳打的商业风格演绎着中国文化对企业的深层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身价很低，你是一个千万富翁就是一个科长。”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深刻认知，于是才有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经营战术和照明业1200家品牌连锁的模式创新。
自称做生意从不相信命运，但相信“情商”，也是他因应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人际的表现。他说， “情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家和企业的“口碑”。“你是什么样的观念？你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对待朋友？你的心态等等，我认为都非常关键。一个人的企业做大了之后往往容易狂妄，最后就失败了。国际研究成果指出，最高级别的领导———第五级领导，就是做事极度专一，做人非常谦卑。你有好的口碑，人缘就好，有人缘才会有资源……”
吴国迪：
花费500万元到哈佛学习
从靠借来的5角钱交学费到中国拥有100亿元资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上海埃力生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吴国迪强调学习对于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商业成分匮乏，致使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先天不足，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学习过程，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环境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来熟知环境、提升素质、把握方向。吴国迪说，自己在过去的10年中花了500万元到哈佛学习，目的是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掌握国外的管理工具。
吴国迪认为，传统的企业没有一个模式可以套用。企业之间必须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要敢于以中国文化的大胸怀去与国外对接。埃力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本，1990年引进1800万美元，到1995年加到1.5亿美元，第一步向日本学习。后来随着规模逐渐扩大，变成了“300亿－500亿元，向美国看齐。”
反传统改造
石钟韶：
记不住“之乎者也”
新中大软件总裁石钟韶被称为是“软件狂人”，他的认识也独树一帜，认为中国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商业成分的缺失和理性的匮乏，并称自己记不住“之乎者也”，擎出了反传统的旗帜。他说，西方的管理经典到中国之后经常被指斥不符合中国特色，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实际根源在于企业服务意识的缺失。现在“根本不用去考虑我们有非常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非常欠缺，”企业家需要在经营实践中反传统或者对传统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人类的进步是因为运用工具，工具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落到实处的表现。一味强调大文化概念，会使文化走向虚无。
任志强：“现代化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而非中国传统的概念。现代化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它到底是对是错我说不出来，但是起码现代化不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文化。”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叛甚至“颠覆性创新”的部分，比如“血统文化”、“四合院文化”等等。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更偏重于引入国外的一些现代商业理念，摆脱传统文化对企业的束缚。思想的穿透力和对于文化的独特体悟，使任志强在企业经营中更善于思考、更富于创造性，他的一些观点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毁誉不一。敢想、敢说、敢做———无论观点偏颇与否，任志强都是一位充满风采的企业家，在传承经营智慧为定位的论坛上，这位有争议的企业家真正找到了感觉。
透析文化而后管理创新
孙先红：“蒙牛的工厂园区内最起码是内地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块地方”
蒙牛集团副总裁、中国营销界风云人物孙先红对比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文化就是制度的延伸和沉淀，企业里讲企业文化，就是要把政治制度非政治化，那是最高境界。制度让人形成一种习惯，习惯产生一种氛围，氛围最后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叫做企业文化，或者说是管理文化。
蒙牛在自己的天地里营造出一种独有的、无形的管理氛围或者说管理文化。这从厂区内的秩序可见一斑，孙先红说，“毫不吹牛地讲，在蒙牛的工厂园区里面，最起码是内地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块地方……厂区里面也有斑马线，路面上还有黄线。不仅自己的员工如此，外面来的人都会被这种氛围感染。”
黄鸣：“无为无不为”
从一天跑16个市县经营点到现在“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的“甩手掌柜”，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无为而治”的成果是：销售额增加了70％，利润额增加了900％……
诸子百家中老子的“道法自然”，他引申为企业最终的生存目的；将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克己复礼”、“仁、义、礼、智、信”发挥到企业家的自我修为等等。他创造性地继承、扬弃和改造传统文化，成功地复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之中。
汪立成：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产品创新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真正能够限制你发展的最大障碍还是你的制度。”浙商代表性人物、华立集团董事长汪立成认为，家族企业做小企业的时候问题不大，而企业做大时需要人才取胜，海纳百川。但家族企业的制度会对海纳百川产生本能的抵触，结果是老板再开明也难成事。“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特定的一种文化传承，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必须符合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精髓，”这样的思想体系和制度才能真正地传承下去。华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业，90年代从公有制改制成为一个产权经济、股份制民营企业，是华立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然而华立人并没有因为改制而把华立过去的历史中断，而是创造性地加以继承和改造，成为中国企业中一次真正的、比较成功、比较完善的转型。
汪立成还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十分重要，是重组社会要素和市场要素快速见效的手段。而商业模式创新首先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不要以为高、精就是好，否则先尝试者往往是市场的牺牲者。你要创造一个市场，中国的企业还没有一家有能力创造这个市场，但可以在相关的市场里为用户创造一种更新的增值和服务……”
胡荣强：“创新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里做正确的事情”
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应该有自己的使命感。我的想法是回报社会，企业要回报社会、关心慈善事业———爱浪集团董事长胡荣强总裁有许多“头衔”：中国儿童慈善家、少年儿童基金协会会长等。这些几乎都和文化与慈善有关。他提出，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企业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就是在赚钱的同时有使命感，回报社会、关心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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