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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基辛格在首次秘密访华之后第二次访华。这是一次公开、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访问，因为此行要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拟定联合公报。基辛格到访后拿出了他们草拟的联合公报草案，经过家鼎等人翻译审定后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后表示不能接受。
过家鼎介绍说，这份草案沿袭传统方式，以中美双方作为主语，把一些一般原则都作为共同点写上，而对双方分歧采取了模糊处理。美方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
周总理明确反对这种写法。他耐心而坦率地向美方指出：实际上，中美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不一致，在台湾、印度支那、朝鲜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很大；如果联合公报不把两国的根本分歧说清楚，而双方最终签署了这样一份既不说真话、又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反而对中美关系不利。周总理主张，根据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公报可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即双方首先阐明各自观点、然后再叙述双方共同点的这样一种方式。面对周总理实事求是的主张，基辛格只好表示同意，但要求“措词不要太尖锐”。
接着，我方起草了一个公报草案，后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在这个草案基础上形成的。
基辛格拿到我方的草案时，只见中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在每一段中方表述之后留出空白，让美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基辛格当时“惊呆了”，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联合公报。但经过考虑之后，他接受了中方的公报模式。事后他承认，周恩来这种独具风格的公报模式的确高明，因为“一份表明分歧的声明可以使盟友确信，他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寻找到一些共同立场的话，那将突出地表明，这些共同立场为坚持原则的双方领导人所确信无疑。”他还说，“我们所带的那份平庸的公报草案苏联人会在上面签字，但他们既不会相信，也不会遵守。”
过家鼎提到，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争论最为激烈。十多年后的1985年，在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离任回国前夕，当年随同基辛格访华、参与《上海公报》谈判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回忆起了当时的一幕：
谈判快要结束时，我们依然在最头疼的问题、即台湾问题措词上遇到困难。我们打算在公报中承诺从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但我们想把这一条与中国人承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挂钩。中国方面则认为，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而无论台湾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美国撤军都是必须的，中国最多只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这样，中方提出的是“希望”，我们要求的是“承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时，中方谈判代表、《上海公报》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章文晋提出了新的措词思路，他用英语“prospect”（前景）一词解决了这一难题，既捍卫了中方立场，又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
采用了章文晋建议之后，美方最后在《上海公报》中对从台湾撤军做了以下表述：“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过家鼎透露，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在其所提公报草案中首次使用了“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提法，周总理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在一天会谈结束后的深夜，他召集包括翻译与记录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进行研究，肯定了这一提法。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上海公报》里美方对台湾问题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国”的原则得到了美方的确认。
其实，关心中美关系的人或许知道，“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这样的表述方式并非基辛格首创。早在1950年12月，在英国首相艾德礼访问美国后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注意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要求坚持《开罗宣言》的合法有效性，都表示不愿意由联合国来考虑这个问题。”但基辛格在当时情况下，能巧妙地借用这个句式来表达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也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上海公报顺利签署，是中美双方外交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周总理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无人企及的。
■专家点评
掌舵者应善于迎潮而上
外交也可以说是一门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艺术。这门艺术当然也必须顺势调整，与时俱进。在奠定中美关系未来的“上海公报”的谈判中，周总理曾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的确，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中美上海公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以及它的影响都堪称“外交创新”的典范，开创了我国外交一个崭新的时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 本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鉴社 tu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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