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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锐
旧西藏不是一个失乐园。它是一个倒退的、压迫性的神权统治，充满了极端的特权和贫穷，远非香格里拉。
——米切尔·帕兰提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西藏，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综观这些出版物可以发现，300多年中，西方人在西藏所看到的社会情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有学者将西藏没有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一成不变地在现代世界中坚持自己中世纪的体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适应新形势”。
1328年，法国传教士奥地里克到达西藏，成为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西方人。自此，众多抱着不同目的的西方人士，为进入这片土地进行过无数次尝试。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忙于瓜分世界，他们在创建海外殖民地的同时，也不曾忘记遥远的世界之巅。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的侵略者。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留下了关于西藏的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尽管一些作者带着殖民主义的偏见去观察、记录西藏，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仍可以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可以了解到西藏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动植物方面的生动描述；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得帝国主义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从而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这些出版物中大量对西藏人民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贫穷悲惨状况的白描，也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笔下真实的西藏，与他们所虚构的“世外桃源”、“人间天堂”有着巨大的反差。
综观这些出版物可以发现，300多年中，西方人在西藏所看到的社会情形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有学者将西藏没有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一成不变地在现代世界中坚持自己中世纪的体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适应新形势”。这里所说的“中世纪的体制”就是封建农奴制度。这一制度始于10世纪，在13世纪普遍确立，是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
对立的农奴、奴隶阶级与农奴主阶级：
“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
——埃德蒙·坎德勒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有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是农奴主阶级，一个是农奴、奴隶阶级。
1904年8月，英国军官荣赫鹏率领一支由2000余人组成的侵略军悍然闯入西藏拉萨。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延续，也是近代以来中国西藏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外敌入侵。与这支侵略军同行的，还有英国《每日邮报》驻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1905年1月，埃德蒙·坎德勒完成了他的“目击记”——《拉萨真面目》。在书中，他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描述颇具代表性：“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和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
在埃德蒙·坎德勒看来，“自从达赖喇嘛十七世纪中叶掌管政权以来，西藏的僧侣统治历史就是一部血迹斑斑的阴谋史”，“（布达拉宫）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说，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埃德蒙·坎德勒直言，在西藏，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于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而人民则置身于贫困、肮脏、疾疫流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土地都绝对属于藏王，藏王可以赐予他所喜欢的人暂时使用一些土地”。而身为政教领袖的大喇嘛非常有钱，“地方的税收、关税以及总收入通常都是交给他和藏王。但是大喇嘛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供品和礼品，这全部都是归他私人所有，此外还要加上许许多多的马、骡子以及山上的牲畜（牦牛），……大喇嘛也雇用许多商人，同内地以及其他地区从事贸易，他从中也可以获得大量的财物，所获利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在布达拉宫以及拉康寺庙，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进行装饰。”在这样的社会中，民众被迫提供差役，“这种强迫性的劳动是西藏公认的习俗，人们只好默默地忍受。”
如果说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勾勒出了西藏农奴主强占资源的粗略轮廓，美国学者梅尔文·C·戈尔茨坦、辛西娅·M·比尔在《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一书中援引的事例则更能具体地说明农奴的人身自由状况。作者在书中说：“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
名目繁多的“乌拉差役”与高利贷：
“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
在旧西藏，农奴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还要受到农奴主以差役和高利贷形式强加的残酷剥削。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的“差”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租等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通称为“乌拉差役”。“乌拉差役”名目繁多，十分沉重，通常有二三十种以上。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在旧西藏，高利贷剥削是三大领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统计，噶厦政府每年放的高利贷约占总收入的20％左右；贵族约占15％到20％；寺院约占50％左右。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农奴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她在1916年至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在书中，她记录了西藏农奴在沉重的差役和高利贷剥削下凄惨的生活。她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进藏时穿的是藏袍，讲的是藏语，在与藏民的接触中获得了许多一手信息。她说：“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严酷的刑罚：
“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他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
——查尔斯·贝尔
为了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的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其中，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还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无论是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维持，乃至平民百姓承担名目繁多的差役、供奉等经济负担，都是通过严酷的刑罚及其所造成的社会恐惧来固化的。第五世达赖喇嘛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上世纪20年代，查尔斯·贝尔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留驻拉萨多年。对于西藏刑罚的行使，他在《西藏志》里说：“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府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他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关于西藏刑罚的内容，查尔斯·贝尔则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他说：“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扔进河里。”
1881年，印度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以英国间谍身份潜入中国西藏搜集情报，此次西藏之行的笔记被命名为《拉萨及西藏中部之旅》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在书中，达斯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在扎什伦布寺东门）看见几队囚犯，身上带着20多磅重的枷锁。有的上铁手铐，有的上木手铐，不少囚犯被挖了眼珠，政府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让他们在市场上讨饭。……大约有1000名乞丐站立在从扎什伦布寺到日喀则的路上。”
达斯看到的情形在50多年后依然如故。1936年，英国组成了一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访问拉萨使团。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是使团成员之一。他在记录此次出使的《圣城拉萨》一书中说，在拉萨“门道旁边常常有成群的乞丐依墙而坐，他们吐出舌头，竖起大拇指，哭诉着乞讨”，“一些乞丐是老人、瘦骨嶙峋的人、盲人、残疾人和病人”，而这些情形“随处可见”。
凄凉阴郁的社会面貌：
“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谭·戈伦夫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城镇中乞丐成群。
托马斯·曼宁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英国人之一。在《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一书中，记录着1811年呈现在托马斯·曼宁眼前的拉萨的情况。书中说：“城里没有什么看起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愉快的东西。房屋周围尽是污迹和脏物。大街上到处是狗。简而言之，一切都显得凄凉阴郁，使人感到毫无生气。”
近100年后，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变。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写道：“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其他地方大自然却慷慨大方地将这些东西赐予人们。”
在前人的文献基础上，当代许多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对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指出，“农奴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说，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令人羡慕的’。”那种认为旧西藏不存在阶级制度的说法，只是“反映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不符合真实情况”，“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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