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杜永彬
一些西方人出于自身的需要，用“东方主义”的眼光审视藏民族和西藏，其对旧西藏的描述和认识经历了从俯视、贬低、丑化甚至诬蔑，到美化乃至神化的演变。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西藏形象，许多都是虚幻的和不准确的，其结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也误导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众，对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哪些误读：美化和神化旧西藏，对新西藏进行丑化和歪曲
对西藏概念的误读。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西藏（Tibet）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们对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袭至今的三大藏区以及按三大方言区划分的卫藏、安多、康巴不加区分，也不顾及传统的行政区划和藏族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5省区的现实，在论及安多和康区时，几乎都以“东藏”（Eastern Tibet）相称，似乎康区和安多并不存在。这种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许多误解，仅汉文翻译就成问题，究竟是将Tibet和Tibetan译成西藏、藏族还是藏区？一些西方论著是关于康区和安多的，书名和标题却用的是Tibet或Tibetan，理解和翻译时也易产生歧义。实际上，这类论著不仅忽视了藏区传统的区域划分和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划，而且抹杀了藏族和藏区的方言差异和地域特征。
对藏民族的误读。美国的中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当西方的工业化正在迅猛发展时，一些西方人带着“西方中心论”和俯视的心态观察西藏、藏族和西藏文明，其言辞充斥着对西藏和藏族的贬低甚至诬蔑。瓦德尔在其《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中认为，西藏的宗教是“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一种剥削的牧师特性和一种迷信的粗野无知”。荣赫鹏在《印度与西藏——自哈斯汀斯时代至1910年两个国家间业已存在的关系史》中批评藏人是“狡诈的、不道德的、过分依赖宗教的、肮脏的和懒惰的”。20世纪中叶以来，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现代化时，才认识到了理性、科学技术和物质主义乃至西方宗教并不是万能的，于是一些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和宗教，他们将西藏、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神化，制造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话”。
对藏传佛教的误读。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经过发展和传播，形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传播体系。而西方人却将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的藏传佛教分离出来，单列为与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刚乘”，关于藏传佛教的西方论著几乎都是如此。而且，部分西方人忽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并存的事实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将只是格鲁派大活佛的达赖喇嘛视为整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一些西方人并不完全清楚，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和国际形象已发生了变化，扮演着宗教和政治双重角色：不仅是大活佛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还被奉为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人的精神领袖，作为能言善辩的外交家和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他已将藏传佛教政治化。
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表现为美化甚至神化封建农奴制下的西藏，将旧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丑化新西藏，歪曲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现代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怎样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和挑战。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时，只是要求保持其多样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发展和适应现代化。其实对现代化有些腻味的西方应当明白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带来的成果，这是“天赋人权”。
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虽然迄今为止所有西方国家的官方文件，都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和官员却图谋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甚至将其作为分化和肢解中国的突破口。他们不顾历史事实、中国国情和西藏的现实，主观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1951年的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对西藏的占领和侵略，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受一些传媒和政界的影响，也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些西方人对藏族及其与汉族的关系也存在误读，他们忽视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和唐朝以来藏汉民族之间团结友好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藏汉民族的对立和冲突。还有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西藏政策，假如他们真正把握了中国在西藏以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如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等地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也许就不会提出所谓西藏的民族自治问题。
为何误读：信息源的缺失、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大多数西方人之所以误读西藏，既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对西藏的神秘感，导致西方人对西藏文明讳莫如深；由于情感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东西方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东方人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视对立的矛盾和斗争，致使西方人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观”。具体而言：
一是信息源的缺失。西方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的主要途径是以英文为主的西文文献、流亡藏人的作品和“现身说法”及各种宣传，其中西方传媒在塑造西藏形象和西方人的“西藏观”中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而对于包括藏族学者在内的中国学者关于西藏的论著和中国传媒关于西藏的报道，西方人知之甚少，这显然是信息不对称。
二是认识和价值观因素。赛义德说：“东方是为西方而存在的。或至少无以数计的东方学家是这样认为的，这些东方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态度要么是家长式地强加于其上，要么是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其上。”无论是东方主义的丑化或贬低，还是后现代主义的美化和神化，都是对西藏的歪曲。同时，一些西方人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西藏，他们的西藏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然难以准确认识真实的西藏。
三是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少数西方人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用“冷战思维”来观察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只看到西藏的离心力和趋异性，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西藏的向心力和趋同性。
四是精神的需要。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一些西方人将雪域西藏视为“最后一片净土”，幻想从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纯洁性，实际上是要满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险、旅游、休闲、健身，以缓解竞争的压力，慰藉空虚的心灵。
应当看到，在西方普遍误读西藏的格局中，还是有一些正读西藏的西方人。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韩素音、爱泼斯坦，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奥克森伯格、谭·戈伦夫、戈尔斯坦、傅立民、沙伯力、龙安志等。他们在其著述中揭露了旧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对新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一边倒”的局面也在发生变化，一些西方人认识到了客观公正地认识西藏和“西藏问题”，也符合西方人及其国家的利益。
“百闻不如一见”，西方人只有去西藏亲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认识真实的西藏。西方人也只有摒弃“西方中心论”，才能真正理解与感受西藏。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