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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的根本特点是自愿（Voluntary），即企业[QiYe]从自主地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自觉地对利益相关者负责，选择“做好事”（Do goods）以及“把事情做好”(By doing good)。 企业[QiYe]社会责任[SheHuiZeRe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理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成为欧美企业[QiYe]中普遍接受的观念。在西方，CSR理论被提出和阐释的背景是提出一条与国家[GuoJia]调控相对应的道路，将原本由国家[GuoJia]掌握的对经济领域的调控权力转移到企业[QiYe]自身，由企业[QiYe]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自主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运营，进而对社会负责，并为可持续发展模式做出贡献。 CSR的根本特点是自愿（Voluntary），即企业[QiYe]从自主地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自觉地对利益相关者负责，选择“做好事”（Do goods）以及“把事情做好”(By doing good)。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在西方语境下，CSR的自主性仅仅是相对于国家[GuoJia]（state）而言，并非相对于全社会。在观察CSR的发展时，国家[GuoJia]与企业[QiYe]的关系演变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在国家[GuoJia]调控之手松动之时，其他的社会力量担负起了在敦促大企业[QiYe]担负社会责任[SheHuiZeRen]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CSR的发展也有被动的一面。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CSR研究专家桑德拉·沃多克将这一股力量视为一个“社会运动”，在他的描述中，促使大企业[QiYe]担负起社会责任[SheHuiZeRen]的社会力量包括一批该领域中的活跃分子，以及在他们的推动下成立的机构和组织。他们的努力汇聚成了一股潮流，在国家[GuoJia]调控重新向转为自由放任的阶段中驱策着大企业[QiYe]向善的方向行进。 比如爱丽丝·马琳从1960年代晚期就开始研究美国企业[QiYe]社会方面的表现，出版了《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购买》，指导消费者改善消费行为。同时期的英国人约翰·埃尔金顿写出了《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责任消费风潮由此兴起；艾米·多米尼，创立了多米尼指数，将社会性和环境性议题纳入投资筛选标准，由此掀开了社会责任[SheHuiZeRen]投资（SRI）的篇章；鲍勃·梅西和艾伦·怀特1990年代晚期创立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制定了企业[QiYe]发布CSR报告的规范，到2009年，60多个国家[GuoJia]的1500多家公司采用GRI3标准编写发布了CSR报告。 近年来CSR的理念也被引入到中国，一直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但CSR作为一种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在内生机制上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CSR在中国的最大推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国家[GuoJia]；其他社会力量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但作用有限。 在中国的CSR理念普及中，国家[GuoJia]推动作为CSR行动的主体，其影响力和产生的效果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领导人在各类发言中的呼吁，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主管经济的主要官员多次在国际国内的会议上敦促企业[QiYe]承担应付的社会责任[SheHuiZeRen]，使CSR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热点话题。企业[QiYe]需承担社会责任[SheHuiZeRen]的要求还写入了2005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领导人发出号召，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在中央政府层面，比较重要的是国资委于2008年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QiYe]履行社会责任[SheHuiZeRen]的指导意见》；2010年，国资委又明确要求所有中央企业[QiYe]3年内必须发布CSR报告。地方政府更加积极，仅在2010年年内，就有多个地方出台行动，推动和量化当地的CSR指标。《杭州市企业[QiYe]社会责任[SheHuiZeRen]评价体系》修改稿正式公布；温州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的协助下，从2009年开始在民营企业[QiYe]推广CSR评估体系试点；江苏盐城也出台了CSR地方标准。 而2010年全年，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了471份CSR报告，其中有339份是根据相关政策要求披露的，占比72%，只有132份属于自愿披露。这是CSR在中国被动型发展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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