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9日，台北宾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与该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末次会议全体出席委员。与会者有蒋介石、于右任、陈诚、张群、郑彦棻、王宠惠、何应钦、父亲、朱家骅、张其昀、俞鸿钧、王世杰、吴国桢、蒋经国、沈昌焕、唐纵、张道藩、洪兰友等。（参阅白先勇编著《父亲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自《温故》(第二十一),原标题为“白崇禧将军台湾岁月”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至1950年3月1日于台北宣布复职，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期间，中国大陆以至台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飘零迁台。
1949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
向历史交待。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彼军数月，让国民党军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或老死异土，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回台湾，是报到归队。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其国，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
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民国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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