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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与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美国企业的发展激活了全球化，尽管美国公司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海尔、蒙牛、华为已经走过的是一条非常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张瑞敏、牛根生和任正非的身上，鲜有比尔·盖茨、韦尔奇和巴菲特的本质特征。
很显然，起源于海岛文明、发展于畸形殖民经济、盛行于工业时代的美国式企业发展道路，与具有深刻的大陆文化背景、中和价值观、与信息时代完全兼容的中国企业，根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中庸之道活化石：从牛根生说开去
如果有谁说，中国本土的速跑冠军蒙牛是向跨国公司学习的高手，因而获得了短期内快增长大跃进的中国奇迹，甚至可以和戴尔崛起、可口可乐神话等相提并论，那他一定是搞错了。
牛根生的火箭式，是所有中外企业在成长初期势如破竹增长的代表。这种成长跟人一样，在降生后的头几天疯长，然后是青春期猛长，其它时期基本上是渐进的“量变”。
牛根生很成功。他1000万元创立蒙牛，6年后营收100多亿，在速度、规模和效益上脱颖而出，在企业文化、企业家道德和公司社会责任上也是出类拔萃。
牛根生很中国。没有MBA和海归背景，没有读过很多的洋书，在蒙牛成长中很少照搬西方的管理，言谈话语中没有时髦的名词和流行的术语，就靠着纯粹的“中国功夫”完成了企业的不断升级。
2006年初，牛根生导演了一场全球性的选秀，他要让出蒙牛总经理的职位，另请高明。能否选到意中人？谁来接自己的班？将蒙牛的大权交给谁？这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牛根生在此间的表现甚至可以用漫不经心来形容。他给我们的信息是，谁来当蒙牛的家本不重要，只要不再是我牛根生即可。
时隔不久，大权旁落的牛根生又爆出猛料，他将于2008年前后放弃董事长的职务。这一举动开了全世界企业管理的先河，牛根生不仅要功成身退，他甚至要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了。
先是在蒙牛创办时就只要了很少的股份，然后是将这股份在征得妻儿老小同意后如数捐出。不仅捐给蒙牛，还要去慈善社会；不是要衣锦还乡，而是要解甲归田，然后就做一个“养牛种草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和“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
以牛根生为起点，2006年成为中外著名企业家的“捐献年”。先是巴菲特、再是比尔·盖茨，最近是李嘉诚……但是，就连“捐献”也表现出中外两种文化作用下的不同特征。
赚钱时，比尔·盖茨是头凶猛的狮子。他将近2000元人民币一张的软件打入中国市场，并且借美国政府之手强调反盗版。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对竞争对手围追堵截毫不手软，他自己被告上公堂和他把别人送上法庭的事情举不胜举。当尘埃落定时，他还是不改初衷，只是最后将财产捐献这一点有了变化，“魔鬼盖茨”与“天使比尔”相得益彰。
“修身岂为名传世，做事惟思利及人。”《道德经》里这种“思利及人”的含义有三个：第一是“及人”的人同指企业、顾客和竞争对手；第二是“利”也相应被割为三块；第三是怎样将“思利”与“及人”辩证统一。
牛根生做产品时，为了能让顾客喝到更香更浓的奶，增加了一个“闪蒸”的工艺，却增加了不小的成本，少赚了一大笔钱。蒙牛与伊利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但牛根生从来都强调他与伊利的深情厚谊，并在行动上将竞争对手看成是“竞争队友”。
1999年，蒙牛的广告牌在一夜之间被竞争对手全部拔掉。但牛根生当即喊出“向伊利学习，做内蒙第二品牌”的口号，在息事宁人中以“谦谦君子”的大方回应了对手的“低级错误”。
2004年1月，历时5个月的针对蒙牛的恶意新闻炒作达到高潮。蒙牛顽强抗争，于2月份将一个由竞争对手出资600万元的新闻诽谤团伙一举击破。但证据在握的蒙牛却从保护中国乳业大产业、保护西部奶农大安全的全局出发，以德报怨，放弃了对涉案企业的诉讼权。
“得饶人处且饶人。”牛根生再一次将“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这个古代训条铭记心底。
历史将怎样评价盖茨和牛根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使就是现在，人们也会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方面，比尔·盖茨的做法应该说很科学：一个人改变世界，一张软件搞定产业，最后是一种义举还世界一个公道；而另一方面，牛根生的作为更地道：从善始，以善终；“以奇胜，以正合”。
于是，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轻易得出那曾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结论：第一、中国企业家牛根生不会、不想和不可能走比尔·盖茨的道路；第二、比尔·盖茨与牛根生已经走出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三、让他们两个人走同一条路，比尔·盖茨不会走，牛根生则是不想走。
自强不息好榜样：任正非的毛泽东情结
在中国企业家队伍中，不乏海归、MBA和跨国公司经理人。但是，真正获得企业成长和市场业绩的，常常是本土企业，甚至是“土狼”。
当牛根生在中国北方的“共产实验”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南国华为的任正非因为一个员工的“过劳死”而遭受着舆论的谴责。
商场如战场，战争是要死人的。但是，和平时期战争不再，那种商业的和企业的发展，还需要拼命精神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除了表现形式不同，做企业和做军队，都是弘扬了人类一直就有的好勇抖狠的精神，如同今天的体育热和娱乐潮——人类的剩余精力学说。
于是，我们看到，退伍军人任正非以对军队的管理、对战争的理解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做出了一个令思科都睡不着觉的在全世界IT排行榜上唯一的中国IT企业——华为。
以2万元起家，20年做到300多亿。退伍军人任正非超越了市场领先了同仁创造的华为企业，成为本土IT行业不可多得的功勋性企业。其“军人”、“硬汉”、“土狼”等称谓恰恰是这一切成就的背景式原因。
“军人”，任正非是军人，长虹的倪润峰、三九的赵新先也是。将三个军人出身的企业家联系起来看，在管理风格和个人作风上，是不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是借鉴军队管理的某些经验，借鉴军事战争的某些学说，本无可厚非。但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仅知识白领已经成为企业普通员工这一条，就不能照搬军队管理和强硬作风，因为它已经不合时宜和不得人心了。但是，当中国的白领阶层因为独生子女、缺少挫折训练和很少牺牲精神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凸现出来，任正非的主张是不是带有一种超越的性质？
艰苦奋斗，永远是企业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在IT行业，当时间与效率成为它的铁律，在快鱼与慢鱼总是处在生死攸关之际，那些担负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人员，其实就是要豁出命来拼死一搏的。
任正非正在拼命打造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物，更不全然是钱，而是“神”。由神秘企业家创立的神奇企业，显示出盘古开天的气魄，演绎了夸父逐日的惨烈，弘扬了儒墨道法的精髓——任正非将学者的思辩、智者的胆识、军人的风度、大师的风范、思想家的深刻和作家的浪漫……和着华为20年风雨和愈来愈彩虹的经历，打造了一尊神圣——任正非和他的传奇。
华为太有个性了。它不上市，不合资，在自我封闭中自力更生中独闯江湖；它不引进，不吸收，在独立自主进行科研开发中闭目塞听；它不怕鬼，不信邪，在全世界范围内逼平思科叫板微软令爱立信胆寒。
如果这样的企业能够成功，那一定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并领先世界的标志性企业的样板式胜利。而假如它失败了，也能留下这样的一种思考：既然靠毛泽东思想能够最终战胜三座大山并从此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什么我们在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在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发展中，不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东方化”道路？
任正非的出发点，正在于此。自力更生搞科研，独立自主做产品，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与跨国公司在周旋中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任正飞的毛泽东情结如此深刻！
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也要在创新中保持它的先进性；而另一方面，一种带有集大成性质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本来就具有的开放形状，当然就是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就绝不能在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中骑墙，最后沦为跨国公司的“思想奴隶”，在舍本逐末中将洋书、洋教条和洋理论奉若神明——最后必然是在邯郸学步中找不到“北”。
任重道远中国功夫：张瑞敏的起点和终点
张瑞敏的管理，起步于一是不准在车间里大小便，二是不准把工厂的东西往家里拿。以这样的起点来看海尔目前已经达到的终点，不是中国企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奇迹吗？
做企业，起点很重要。但关于起点，中外企业家有着本质的不同。
张瑞敏创业时，曾经一把大锤砸烂了80多台不合格电冰箱。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就是他的终点。而要达到这样的终点，他就要购买技术即“走出去”。而当他终于造出了世界级水平的冰箱，才终于想到了要“走出去”。
这是一种企业发展必须要走的道路，而非张瑞敏骨头里的野心。“逼上梁山”的被迫“国际化”——中国内敛式文明、封闭性价值观和保守（防守）型文化形态。
相反，我们考察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创始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以“扩张”和“侵略”为特征的。
潘可顿发现“可口可乐”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一种世界史上的饮料革命开始了”。所以，对可口可乐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伍德鲁夫的功绩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可口可乐卖向了全世界。
克劳克走进了麦克唐纳兄弟的汉堡店之后，说什么也要用200万美元的天价购买价值20万的麦当劳，为什么？将麦当劳“国际化”后没多久，克劳克净赚3个亿。
比尔·盖茨第一次见到电子计算机时，灵感一闪：“就做这家伙上面的一个软件，我就能成为世界首富”。
这，就是美国式思维；这，也就是所谓的美国奇迹的本质。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商机，一个产品或服务，将它先做强，然后再做大，最后向全世界推广。
从单细胞到单细胞裂变，跨国公司的染色体并非生命的非双螺旋结构，它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一、“发达”这个概念，其实是个历史性和阶段性的东西即时间范畴。200多年来，西方殖民主义经过了长期的血腥的发展，有一个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面临了停滞的危机。就业率、贫富悬殊和一波又一波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还是以非常原始的状态，没有被彻底根除。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其实是跌入了“轮次效应”而不能自拔，它没有走出自身的局限。
第二、“跨国公司”这个动物，应该说是一种地缘经济的产物。从西班牙开始发现完成于英国人的美洲发现，最后是美国独立后的发展，是海岛文化在闭塞中的执拗与躁动的产物。在世界性文化形态中，海岛文明带有的外化的、侵犯的和扩张的基因，从本质上就带有畸形的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内陆和大陆文明，恰好与北欧诸国海岛文明的正常心理相吻合，表现出的是“宽带效应”。
第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的对比，小国例如韩国、日本和芬兰等，它们可以靠某些、某类产品或产业兴盛一时，但是因为资源、心理和文化的制约因而缺乏相应的后劲，将其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范畴里考察，难免要力不从心或功亏一篑。大宇的破产、日本家电业集体性亏损里面的文化制约因素，不能小觑。
相反，以”防守“、”内敛“和”中和“为特征的中国式大陆文明，它曾制造了世界性历史的辉煌——那是一种以”仁“为宗旨的强调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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