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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凯：老实说，当时我爱人是不希望我出车的，她说人家都不出车，咱也别出车了，现在情况也挺厉害的，真是不放心。那个时候每天回家，我爱人搁着门拿一个塑料袋递出衣服，我在门外先把工装脱下放在门外的塑料袋里，再把家里的衣服穿上；进家门后先进卫生间洗澡，洗完以后再换上家里穿的衣服。其实一开始我也害怕，有一天早晨我开车出去，在本应挺繁华的草桥路段却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在繁荣的北京城有这么大一个区域鸦雀无声，突然我觉得很恐惧。我就想，如果要是北京的马路上都没车了，那无论是北京人、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他们都会觉得北京是一座死城；但是不管疫情多严重只要路上有公交车、出租车，街上有路人走，大家就会认为北京有活力，没问题。时逢公司接受了往小汤山运送医疗品的任务，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别的车队，联系了很多人一起写了请战书。
有意思的是，今天我问新发展的一位预备党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入党的，他说就是那次“非典”，他说那次他跟队长吵起来了，因为他要签请战书，队长说，这是给党员签的，你不能签。就是那一次让他感觉到党员的责任和光荣。他说，党员都特勇敢，所以我也一定得入党。
记者：二十多年前在您转业的时候，开出租车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但现在整个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小型出租车公司纷纷崭露头角，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出租车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于凯：我觉得虽然有竞争，但是整个行业很稳定。以前出租司机的收入相对来说比现在好，但是如果客观、冷静的去想，如果像之前的排名那样出租司机的收入排在大学教授、专家的前面，那是不正常的。
客观的说，综合劳动时间、强度等种种因素，相比于其他服务行业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另外，不断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行业准则也保障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比如北京市最早制定了《出租小轿车地方标准》，政府对企业的规范和市场的整顿等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整个市场很稳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很有信心。
记者：现在出租车行业竞争激烈的原因之一是“黑车”的出现，尤其在一些难以监管到的地方，黑车挤掉了一部分市场份额。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黑车”这个问题？
于凯：我和我的很多同行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北京的“黑车”有两类，一类是在很偏远的小区，那里公交达不到又没有地铁，出租车也很少去，如果暂时不考虑合法性的话，黑车在那里拉活儿是一种应运而生的市场需求。客观上讲他们对出租车行业的市场运营没有多大的影响，也确实解决了当地百姓出行的问题，这是应该区分出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黑车”，他们在机场、酒店、火车站、旅游景点周围以稍微低廉的价格与正规的出租车竞争，这才是导致行业竞争激烈真正的“黑车”，他们瓜分了一部分正规出租车的业务，是应该加大打击力度的。
记者：我们了解到，于凯车队有一个独特的管理叫“五到家”，甚至对司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走访的到家。请您谈一谈这“五到家”的管理给车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于凯：2005年中宣部、中组部还有中央文明办、市委市政府几家单位联合推广“首汽车队”先进经验时就总结出“首汽车队”的管理方式，叫“感情传递”的方式。这也是车队这么多年一直保有的特色理念：车队把什么样的感情传递给司机，司机就会把什么样感情传递给乘客。这种管理方式是总结了首汽几十年的管理经验后又结合已经变化了的运营市场以及员工队伍，所形成的特色管理理念。
实际上首汽的管理特色不只有“五到家”，我们经常向司机灌输这样的思想“车队要严管，严管是大爱”。像最基础的安全管理，我们要使司机们明白如果真的出了事，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出租车公司都会要求司机不能超时工作，有一次，车队通过严密的监控IC卡数据发现一个司机几个月的收入都偏高，他是靠延长工时来获得的。我们的张队长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把那位师傅叫到屋子里聊天，然后让师傅在屋里等他十几分钟，结果那位师傅靠一等就睡着了，一睡睡了两三个小时，这期间队长不让任何人打搅他。等他醒了队长问，你一觉睡到现在是为什么？司机无话可说。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超出工作时间的时候。还有一位老司机，业务非常好，有一次他私下包车跑长途，因为他认为拉的客户都是十几年的老客人，绝对不会有问题。队长发现后就说，“你不按制度出车，万一有什么差池，到时候咱妈、咱爸到这儿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听了这亲切而不是责备的话后，那位司机很感动，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类似于这样的管理案例有很多，车队领导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队长会把车队的司机分析的很透彻，把哪些师傅是安全上重点人，哪些是服务上的，哪些是运营上的都记在一个一小本上，时常翻阅。作为一个车队的管理者除了要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把司机当成亲人来对待，比如说“咱爸”、“咱妈”这样的话，让司机们觉得，车队对我真好，是真的打心眼里关心我的安全。
记者：您曾说过，“出租车是乘客在路上的另一个家”。请问在您24年的职业生涯中，是如何养出这种想法的？
于凯：其实刚到首汽接受培训教育时我觉得我是在执行一种规定，好像有些被动。时间长了和乘客的接触更多后，就开始形成习惯，表现的也更自然、更亲切，这样越来越多的乘客也更认可我的工作了。有时候大人带着小孩坐车，下车的时候也许大人不会直接说谢谢，但是他会让小孩说“谢谢叔叔”，小孩的这一声稚嫩的感谢就会让我觉得很满足。
有一次一位女同志打电话到公司点名要找我的车，说她母亲去世了，全家要移居到深圳，想在走前把父母的骨灰放回老家。后来她告诉我她曾找了很多车，但是很多司机比较忌讳不愿意载客，有个别同意载客的就漫天要价。
那天我早上去接她，她拿着两把锹对我说，“到时候您还得帮我挖个坑”，我一口就答应了。我们到了以后我拿着锹往上爬，她抱着骨灰走起来很吃力，我就问她，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我能不能帮你？那个女乘客就对着骨灰盒说“妈，于师傅是好人，让他送您上山吧！”就这样，我忙了了一天，送她回来后都八点多了。她给了我六百块钱车费，然后又给我一个红包要我必须收。我说车费我接着，红包说什么我也不能要，我要要了红包，我原来那些事就白干了，我真不为挣您这份钱。她很感动，我也从来没见过女同志在一个不熟悉的男同志面前那样哭，她说，妈走后我在北京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原以为我们全家去了深圳以后，北京对于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留恋的，但是这回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有个亲戚，您就是我一个大哥。后来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就通过这样不大的一件事，你能让乘客把你认做自己的亲人，通过你的工作又让她对一个城市有一份留恋，这让我觉得我的工作格外的有意义。在我运营这么多年中，很多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某种角度上说，出租车司机把服务工作做好以后，真的是能拉近司机与乘客的距离，乘客也真的会把你的车当成一个家，把你当成他的亲兄弟。我们不能只想着去救死扶伤，去见义勇为，去拾金不昧，去得锦旗，受表扬，这些我们的师傅们一概不考虑，我们在车上体现出的就是本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如果让乘客在我们的车上受到了什么委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职业水平的质疑，我们不能接受。
记者手记：
出租车与城市交通发展、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的择业观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这种辛苦操劳、夜以继日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人们的首选。但是依然有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坚守着24年前的选择，他凭着一种朴素的服务意识和一份高尚的责任感，在出租车运营的前沿阵地默默无闻的奉献，谱写出了不平凡的乐章。他从事出租行业24年，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无事故，零投诉，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他曾当选北京的士之星、全国劳模，他曾作为行业代表随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远赴雅典取圣火火种……他用自己的真诚获得了社会的认可，用不平凡的业绩奏响了一个行业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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