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害就利，遁迹潜形 当时，红军[HongJun]既没有防空[FangKong]作战经验，也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FeiJi]。军民大多孤陋寡闻，不知飞机[FeiJi]为何物，对飞机[FeiJi]参战的威力认识不足，以至于敌机来袭时不仅不躲避，反而奔走相告，争相竞睹。在吃了几次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针对这种情况，红军[HongJun]总部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袭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规定部队行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阴雨大雾天气，白天必须披戴防空[FangKong]伪装；统一防空[FangKong]信号，一旦发现敌机，或吹号放炮，或敲锣鸣钟、燃放烟火报警，引导军民就地疏散、隐蔽。红一方面军还利用战斗间歇，在兴国等战地抢挖了一批俗称“飞机[FeiJi]洞”的简易防空[FangKong]设施。 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红军[HongJun]缴获了一批火炮和新式机枪，经军工部门改造成对空射击武器配备到各军团。红军[HongJun]大学增设了重机枪和防空[FangKong]连，结合实弹射击演练，重点传授高射机枪的性能与射击原理、防空[FangKong]阵地的选择与构筑、敌机机型的识别等专业知识。 1933年8月，中央军委颁布《严密防空[FangKong]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训令，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人防工作政策和组织法规，苏维埃各级政府纷纷设立防空[FangKong]防毒委员会，村村设号炮所，家家挖飞机[FeiJi]洞，掀起了群众性人防战备基础建设热潮。10月，中央军委成立防空[FangKong]科，自编教材，自制高射架、瞄准器和活动飞机[FeiJi]靶等教具，对12个排400多名学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防空[FangKong]强化训练。结业后，其中9个排分配回各师部，3个排留在军委，担负首要机关的防空[FangKong]警卫职责。 中央红军[HongJun]主力在长征转移途中，敌机一路上如影随形咬着不放，防空[FangKong]、反空中侦察成了一项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执掌军事指挥权，他采用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忽东忽西，若隐若现，牵着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的牛鼻子在穷山恶水间捉迷藏，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ZhanJi]，迎头痛击空中飞贼，一举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得了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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