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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参考》文章 江平：扼住命运的喉咙 只向真理低头
2010年，江平先生八十岁。9月，法律[FaLv]出版社出版了江平八十自述《沉浮与枯荣》。事缘江平的弟子们总劝他写一本回忆录，江平犹豫再三后自己动笔写了近十万字便停笔了。后以口述历史的形式，由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成为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 江平历尽世间的变幻起伏，在最失意之际，寄情于诗词，抒发胸中块垒，曾集成诗词选《信是明年春自来》。《沉浮与枯荣》的书名，便取自江平自己诗词中最喜爱的一首：“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江平从小在富有书香气的家庭中成长，受过良好的教育。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XinWen]系，既沐浴了燕京独特的学风，又亲历中国[ZhongGuo]天翻地覆的巨变。1951年，江平由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法律[FaLv]，此时他对法律[FaLv]一窍不通，而且没有兴趣，但服从安排。江平赴苏后，先被分配到喀山大学法律[FaLv]系，195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FaLv]系，接受了正规的法律[FaLv]教育。 1956年年底，江平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他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没想到1957年给他开启的是“地狱之门”。在“反右”运动中，江平成了“右派”，结婚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不久，江平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他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 在“文革”期间，江平有一段时间几乎一天到晚都得写大字报，而且还得写工整，因而练就了一手风格独特的书法。后来他常常开玩笑说：“我这个毛笔字，就是‘文革’期间天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回到学校教书，1983年1月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成立后不久，江平担任副校长。1984年起，江平主要分管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的教学和图书馆。1988-1990年，江平担任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校长。卸任时，他正好六十岁，曾有七律抒怀：“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 此后，江平成为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的普通教授。“我开始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美国学者问他：“从校长岗位退下来有什么感受？”他说：“可以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了，可以不去干那些不得不做的没有用的事了！” 江平参与和见证了中国[ZhongGuo]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这在《沉浮与枯荣》中有相当详尽的回顾。在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FaLv]委员会期间，江平是法律[FaLv]委员会副主任，李慎之是法律[FaLv]委员会委员，两人言语投机。有一次，李慎之对江平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ZhongGuo]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此话让江平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他更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江平说：“我的中国[ZhongGuo]梦，就是法治天下。” 中国[ZhongGuo]法律[FaLv]受苏联影响很小 时代周[ShiDaiZhou]报:你在燕京大学读的是新闻[XinWen]专业，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后来去读法律[FaLv]吧？ 江平：那时候对法律[FaLv]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新闻[XinWen]是很热情奔放的，更自由[ZiYou]一些，法律[FaLv]有点按法律[FaLv]条文来办事，比较保守一些，所以这两个职业是不太一样的。总的来说，法律[FaLv]比较保守，新闻[XinWen]更开放一些。所以我自己的第一志向就是学新闻[XinWen]。时代周[ShiDaiZhou]报：在民国时期，你对法治有没有概念？ 江平：没有，因为学法律[FaLv]已经是在新中国[ZhongGuo]之后，那时候《六法全书》已经全部被废除了。包括我到苏联学习的时候，是不允许带任何旧法的东西，所以新中国[ZhongGuo]的法律[FaLv]跟旧法是一刀两断了，不承认有任何继承的关系，这个现在[XianZai]看起来是很左的表现。法律[FaLv]在相当程度上是有继受性，除了有一些法律[FaLv]，比如说国民党时期的戡乱、镇压共产党的法律[FaLv]，那些当然必须要废除。但是社会规则方面，应该有继受性。如果没有继受性的话，那民国时期的婚姻到底承不承认啊？如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法律[FaLv]，连带婚姻的法律[FaLv]都废除了，那很不现实。所以现在[XianZai]回想起来，当年提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个举动有点太仓促，缺乏慎重的考虑。时代周[ShiDaiZhou]报：在苏联留学对你后来从事法律[FaLv]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江平：应该说，在苏联学法律[FaLv]的这五年，打下了我的法律[FaLv]的基本功底，或者说对法律[FaLv]的基本认识，在我一生当中当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回过头来看，我回国以后就被划为“右派”，所学的苏联的法律[FaLv]知识基本没有派上用场。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苏联法律[FaLv]的这些理念和体系，已经在中国[ZhongGuo]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我学习的时候正好是中苏的蜜月期。但是等我用上这一段的时候，中苏的关系发生变化，后来变成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中国[ZhongGuo]的地位也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大哥的地位了。 时代周[ShiDaiZhou]报：新中国[ZhongGuo]的立法是否受到苏联的影响？ 江平：我觉得中国[ZhongGuo]的法律[FaLv]受苏联的影响很小。新中国[ZhongGuo]初期，中国[ZhongGuo]有一段在外交方面上是有些一边倒，跟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了解中国[ZhongGuo]共产党历史背景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新中国[ZhongGuo]初期中国[ZhongGuo]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但是中国[ZhongGuo]的政治法律[FaLv]制度并不是这样。中国[ZhongGuo]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受到苏联的牵制，也就是说第三国际的时候对中国[ZhongGuo]的影响就没有多大，毛泽东也是抵制着第三国际的做法。新中国[ZhongGuo]初期的立法也不多，除了《宪法》、《婚姻法》外，其他也没有多少法律[FaLv]。因为《宪法》是根据中国[ZhongGuo]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婚姻制度更是很难学习外国的，那是完全根据中国[ZhongGuo]社会的情况。中国[ZhongGuo]和苏联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土地[TuDi]的问题就不太一样，苏联的土地[TuDi]全部是国有的，中国[ZhongGuo]的土地[TuDi]还分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应该说，在立法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时代周[ShiDaiZhou]报：你亲历了“反右”和“文革”，这两次运动对你后来大声呼吁中国[ZhongGuo]健全法治有很大的触动？ 江平：“反右”的背景很复杂。我看，一个主要的背景是国际上波匈事件后，为了防止波匈事件的重演，把中国[ZhongGuo]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限制到了最小程度，能够确定共产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中不发生任何动摇和变动。“反右”运动时中苏关系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反右”运动里有些东西批判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而且包括当时的苏联。比如说，法院提出司法独立，在苏联也是提出司法独立，但是我们在“反右”运动中把提出司法独立的人也打成“右派”。再比如说，学校提出来的是无罪推定的原理，我们学校讲刑法的老师有人就讲无罪推定，这是苏联的一套，但是当时也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右”的背景很复杂，包括西方的乃至于苏联的某些法制观点，同样受到批判。 至于“文革”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文革”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FaLv]，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应该说，这两个时期对中国[ZhongGuo]社会的破坏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反右”还是在整个保留中国[ZhongGuo]的政治传统、法律[FaLv]传统下来搞的，而十年的“文革”是在不要法律[FaLv]、破坏法律[FaLv]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文革”时代是认识到了“文革”的破坏性，但是对它的走向，最后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自己心中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文革”最后是以这种断然的措施、激进的办法把“四人帮”抓起来审判，然后中国[ZhongGuo]走向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我对后来中国[ZhongGuo]的法律[FaLv]建设走过来的路程，三十年有很大的不同，开始我是一心一意的，平反了以后再为中国[ZhongGuo]的立法和司法来奋斗、服务。后来我自己的政治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我还是全心全意为中国[ZhongGuo]的法律[FaLv]在努力。在此以后，我的政治观点有所保留了、有所批判了，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我的法律[FaLv]观念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 时代周[ShiDaiZhou]报：你在中国[ZhongGuo]政法大学可谓是门生遍天下，像贺卫方先生就讲过在学校里你对学生和老师都是宽容和爱护的。 江平：我是特别欢迎年轻的人才，贺卫方是很有才能的。当时，学校又缺乏老师，这些老师来了之后，我们当然是要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留下发挥才能。另一方面，我是特别欣赏那些思想解放的教师，能够有不同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唯唯诺诺的人。教师队伍中应该有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学派的人，这一点是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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