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在20世纪的中国[ZhongGuo]学者中，胡适[HuShi]所受到的“礼遇”无疑是最高级别的：推崇他的人将他抬到与神圣仙佛齐平的地位，批判他的人将他打入与魑魅魍魉等同的行列。这么极端的褒贬，多半由于情感天平和政治[ZhengZhi]杠杆在起作用。其实，胡适[HuShi]的头脑显然比他的崇拜者和敌手要清醒许多[XuDuo]，也要诚实许多[XuDuo]，他只想做一个[YiGe]对国家、对教育、对学术有裨益的好人。这个愿望看似中庸，要实现它，却也是千难万难。 在中国[ZhongGuo]，做一个[YiGe]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在政治[ZhengZhi]上太天真】 1922年5月，由胡适[HuShi]起草的《我们的政治[ZhengZhi]主张》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胡适[HuShi]、罗隆基等人主张“好人”（即“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从政，认为若寄希望于现实政府中的衮衮诸公，则政治[ZhengZhi]永远无法清明。但胡适[HuShi]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做政治[ZhengZhi]家的料，理由是他“从小就生长于妇人之手”，心地过于仁慈，不够强悍。胡适[HuShi]与新月社同仁宣扬“好人政府”，无异于指斥现政府中多为坏人，因此激怒了不少贪墨成性的官僚。 固有的政治[ZhengZhi]屏障犹如铜墙铁壁，又岂是书生的笔尖可轻易捅破的？“好人政府”的论调无疾而终，“教育救国”的论调再次摆上桌面。当时，改良主义者有一个[YiGe]共识，即中国[ZhongGuo]的万千弊端皆因民品劣、民智卑，故而无法自强、无法自治。 1930年4月，胡适[HuShi]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用“五鬼闹中华”的形象说法指出危害中国[ZhongGuo]的祸源。“五鬼”即“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HuShi]的这个观点颇遭时人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他只谈到病象，未触及病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ZhongGuo]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然都被他忽略了。有人说他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ZhongGuo]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这话固然是上纲上线，但胡适[HuShi]的政治[ZhengZhi]见解过于书生气确实贻人口实，“拥鲁派”便长期批评他的思想“远不如鲁迅[LuXun]深刻”。 在政治[ZhengZhi]上，胡适[HuShi]是一个[YiGe]天真的人，也是一个[YiGe]矛盾的人，他有时想下水，却又怕弄湿了鞋。偏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下了水，未能坚守住20年不问政治[ZhengZhi]的自期。当日本军队打破中国[ZhongGuo]的国门后，胡适[HuShi]毅然放下学问，走出书斋。 1938年8月初，旅法旅英期间，胡适[HuShi]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慎重考虑了一番，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HuShi]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自承违背不做官的初衷，目的是为救国家于水火，解民族于倒悬，待使命完毕，终当返回讲台和书斋。 1938年10月6日，胡适[HuShi]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有趣的是，东邻敌国对此反应颇为紧张。东京的《日本评论》在日本舆论界独执牛耳，竟主动向政府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HuShi]。那三个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这也从一个[YiGe]侧面证明胡适[HuShi]之众望所归。 胡适[HuShi]上任不久，首都南京即告失守，中国[ZhongGuo]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胡适[HuShi]的心脏也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此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援华呼声若断若续，胡适[HuShi]遂利用自己[ZiJi]的影响，演讲和撰文造势，《日本侵华之战》刊登于纽约报章，反响强烈，使日本暴跳如雷，甚至呼吁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胡适[HuShi]的“非美”活动有所制裁。 胡适[HuShi]与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是乐天派，两人相见恨晚，交情融洽。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罗斯福亲自致电胡适[HuShi]：“胡适[HuShi]，我要第一个[YiGe]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轰炸珍珠港！”负责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曾戏言，胡适[HuShi]再不写信给他，他将削减援华经费两亿美元，幽默中见出爱重。胡适[HuShi]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尽管胡适[HuShi]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但他并不适合在官场行走。好友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我记忆中的适之》一文中写道：“他卸任驻美大使后，我就劝他离开政治[ZhengZhi]回到教育界来，盖我知其为人一生忠诚和义气对人，毫无巧妙政治[ZhengZhi]手腕，不宜在政治[ZhengZhi]上活动，常为人利用，而仍自乐。”抗战胜利后，胡适[HuShi]接任北京大学校长。1947年12月，蒋介石想再度起用胡适[HuShi]担任驻美大使，胡没再遵循昔日承诺——在他的心目中，内战与反侵略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他托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婉言辞谢。 有些人罔顾史实，仅凭臆断就痛批胡适[HuShi]是“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反共分子”，殊不知，胡适[HuShi]的思想更近似于活跃的化学分子，经常出人意料。据弟子罗尔纲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胡适[HuShi]曾异想天开，撰写文章建议国民政府将东北某省划拨给中共，让其试验共产主义的治国方略，若试验成功，再行推广。这篇论文碍于当局的禁锢，没有发表，若非对国民党太失望，胡适[HuShi]当不会动此念头；若非奉行自由主义，他也不会有此建议。蒋介石决不是胡适[HuShi]心目中理想的领袖人物，蒋虽亲近英美，取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英美的军事援助欢迎之至，对其政治[ZhengZhi]制度则敬而远之。 1949年初，美国白宫暗示蒋介石，中华民国必须拿出一块崭新的招牌，才能醒人耳目。因此有人敦劝胡适[HuShi]抓紧时机，组织一个[YiGe]政治[ZhengZhi]团体，积极从事。胡适[HuShi]向来劝导青年人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他自己[ZiJi]当然也不会甘愿做政治[ZhengZhi]傀儡。1949年6月，国民党大势已去，宋子文给蒋介石出馊主意：任命胡适[HuShi]为行政院院长，借重胡的国际声望，以图获得友邦的奥援，力挽狂澜于既倒。蒋介石别无良法，也准备将死马当活马医。对于此番别有用心的延揽，胡适[HuShi]敬谢不敏，他不愿贪虚名而取实祸。 1954年2月，台湾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故伎重演，再次推荐胡适[HuShi]为“总统”候选人。胡适[HuShi]郑重表示，他的心脏病史已长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给他开具保单，还如何担当得起“总统”的职责？有好事者问他，假若他果真被提名，然后当选，又该怎么办？胡适[HuShi]的答复颇为率性：“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HuShi]由美赴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常要填表，一遇“职业”栏，即颇费踌躇。一次，他笑着说：“我活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本行是哪一行，还不知道我的职业怎样填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身上毫无官僚气息，从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胡院长，而希望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说：“我们是一个[YiGe]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他愿做政府的诤友，也只有他这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才有做诤友的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