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授权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GongZuo]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ZhongYang]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GongZuo]；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ZhongYang]办公厅主任职务。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PingFan]。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ZhongYang]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PingFan]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TongZhi]就联名给党中央[ZhongYang]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原中央[ZhongYang]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GongZuo]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GongZuo]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TongZhi]彻底平反[PingFan]，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MeiYou]胡耀邦“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TongZhi]的平反[PingFan]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PingFan]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PingFan]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MeiYou]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TongZhi]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GongZuo]，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PingFan]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ZhongYang]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PingFan]”。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TongZhi]的平反[PingFan]决定》。 “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ZhongYang]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ZhongYang]办公厅平反[PingFan]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原中央[ZhongYang]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TongZhi]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前，中央[ZhongYang]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GongZuo]，完成了中央[ZhongYang]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TongZhi]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ZhongYang]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TongZhi]平反[PingFan]问题的报告经中央[ZhongYang]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ZhongYang]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PingFan]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ZhongYang]正式给我平反[PingFan]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TongZhi]，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GongZuo]。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GongZuo]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GongZuo]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GongZuo]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GongZuo]。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TongZhi]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GongZuo]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GongZuo]。因“文化大革命[WenHuaDaGeMing]”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TongZhi]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GongZuo]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GongZuo]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TongZhi]、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简朴、高效、亲民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进入【党史频道】 【相关阅读】 【周刊】史海浮沉:中共"一大"15位代表的跌宕人生 揭秘：陈布雷自杀与其幼子陈砾的不同抉择 张学良如何看日本：政治极端可怕 军人狂妄可恨 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相册:东北抗日联军名将谱 被人忽视的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揭秘: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做了哪些贡献 胡耀邦如何过春节 1984年春晚学唱《我的中国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