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巴山夜雨》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迅速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所做的错误改组，使“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969年4月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内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二月抗争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虽然这次事件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但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特别是对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1971年10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也实现正常化。此后，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但一些被打击迫害、被排斥的老干部在党的十大上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江青等人借机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年三、四月间，全国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即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不懈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的事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后，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找到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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