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来信 
陈毅[ChenYi]1929年从闽西绕道香港赴上海时的化装照 1929年4月初，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央[ZhongYang]军事部特派员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拿出了一封《中央[ZhongYang]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这封来自党中央[ZhongYang]的重要指示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ZhongYang]“二月来信”。 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根据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ZhongYang]”。 “二月来信”出自当时中共中央[ZhongYang]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之手。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红军[HongJun]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对红四军这支中共领导的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寄予了特别的牵挂。 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ZhongYang]和红四军没有电台联络，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中央[ZhongYang]获知红四军的情况，更多地来自新闻报道。而1929年初，充斥着报纸版面的，几乎都是井冈山被国民党军击破和朱毛红军[HongJun]节节败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窜，各军追缴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冈窜入赣南》，《朱毛图窜南雄被击溃》…… 那的确是红四军创建以来最危难重重的时期。 1928年5月，朱德[ZhuDe]、陈毅[ChenYi]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历经劫难，与毛泽东[MaoZeDong]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红四军由此诞生。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在先后多次“进剿”(由一省敌人发动的进攻)、“会剿”(由两省或三省敌人联合组织的进攻)失败的情况下，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MaoZeDong]、朱德[ZhuDe]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侵扰敌人后方，以打破敌人封锁。 然而，强敌面前，这个“围魏救赵”的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围魏”的朱毛主力反而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连战连败，且战且退，几乎是时时、处处濒于绝境。红四军的领导核心数次被敌人围困遇险。一次战斗中，陈毅[ChenYi]被身后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ChenYi]急中生智，顺势把大衣往后一抛，恰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这才得以脱身。 那年3月，毛泽东[MaoZeDong]在给中央[ZhongYang]的汇报信中还这样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跟身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转折发生在大柏地一战。毛泽东[MaoZeDong]、朱德[ZhuDe]率军布好口袋阵，一举歼灭了像狼群一样追着脚跟的敌军两个团。 那是一场悲怆而壮烈的战斗。此后不久，陈毅[ChenYi]向中央[ZhongYang]作《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留下了这样的描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HongJun]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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