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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促使中国企业逐渐转型的一个推动性力量，请问改革开放给界龙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费钧德：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翻天覆地，为界龙的发展提供了上佳之境。1978年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万马奔腾，中央政策肯定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进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界龙生机勃发，招兵买马、引进技术、引进人才，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正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才有界龙争取上市的机遇，才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民营化的可能。
除了带给界龙“天时”的因素之外，改革开放还带给了我们“地利”。界龙地处浦东新区，受到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之惠，道路交通十分通畅，浦东国际机场就在边上，外资和国内大企业云集。这些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都有利于界龙快速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不断发展，不仅对整个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请问您如何评价贵公司近年来的社会贡献的？
费钧德：界龙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除了经济意义，其社会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改变了印刷“孔雀东南飞”的局面。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远东国际最繁华的城市，印刷业十分发达，此后几十年一落千丈，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包装，三流的价格长期存在，致使我国许多优质产品在国际上低价出售，甚至只能摆地摊，上不了台面。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高档的书刊画册和包装要到香港、深圳印制。上海包括全国许多人才和印刷业务都流向香港、深圳，人们戏称为“孔雀东南飞”。经过界龙人和业界同仁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我们的印制水平越来越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跨国公司慕名而来，将其印刷包装业务交给我们，比如法国“人头马”酒盒等等。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赠送耶鲁大学的首要图书《锦绣文章》也是界龙印制的。界龙还在第58届、59届连续两届美国印刷制品大奖赛上取得金奖，使上海印品在有“印刷奥斯卡”之称的国际赛事中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其二，彻底改变了界龙农民的生活方式，基本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界龙工业发展，一方面反哺农村公益事业，修桥铺路，建设文体设施；另一方面使职工收入大幅提高，界龙的职工有85%都是农民，现在他们家家造新房、养花种草，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城镇居民化，彻底改变了农民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
第三，是界龙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界龙的成功使周边地区的人群起仿效。现在，界龙所在的镇相继办了60多家印刷厂，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的40%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刷镇”。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和界龙效应，由此及彼推动印刷事业也在浦东新区高速发展。
记者：在您心目中，未来五到十年后的界龙将是什么样子？
费钧德：对于未来，界龙充满信心。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创业40年积累的基础与实力。
在自主创新上，2007年底界龙实业定向增发募集的资金和自筹资金3亿多元，全部用于印刷包装新项目、新产品的开发，使其印刷包装的技术装备和整体实力“更上一层楼”；专家领衔的集团研发中心也已经正式启动，在收集处理国内外业界信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选择专题研发三个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在人才储备上，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砺，界龙一批年轻的管理技术人才已经成长，在各个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已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新的掌门人有国内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其经营观念和文化背景有新的特色，更高的期待；界龙更加高效的集中统一的集团管理模式将逐步完善；在业务拓展上，界龙与中国外文局合作的项目推进十分顺利，以上海为中心，以北京为重点，布局全国、延伸海外的对外发展战略将加快步伐。
记者手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企业在经历了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曾经辉煌的品牌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更多的新的品牌又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时代的强者。他们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着黎民百姓的生活。
无论是被时代淘汰的品牌，还是像界龙一样，历经风雨洗礼，终成长为见证一方兴起、推进行业技术前进的扛鼎企业，他们及他们背后的那些勇立潮头搏击风浪的弄潮儿带给了我们更为开放和繁荣的社会，成为了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的重要参与者、积极推动者。是他们让“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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