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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1950年2月成都解放后，胡耀邦前往南充担任川北区(当时相当于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这一年，胡耀邦35岁，可以说是“中国[ZhongGuo]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52年夏天，胡耀邦奉调进京，到青年团中央[ZhongYang]工作[GongZuo]。在这以后的14年，胡耀邦一直负责共青团的领导工作[GongZuo]，先后担任中国[ZhongGuo]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ZhongYang]委员会书记和中国[ZhongGuo]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ZhongYang]第一书记。 那时胡耀邦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主动到青年群众中去，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理你呢。”一天晚上，他跟团中央[ZhongYang]机关的几位同志说：“走，到少年宫玩去。”到了门口，却被几个少先队员把着门不许进。胡耀邦笑着向少先队员求情：“让我们先进去看看，不动手，不吵闹。”后来还是一位工作[GongZuo]人员认出了他们，才把他们带进去。 1962年11月10日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ZhongGong]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调任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那时的陕西一穷二白、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苦，胡耀邦上任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夜以继日地工作[GongZuo]。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一位前来探望他的老同志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胡耀邦是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ZhongYang]委员，也是被大规模围攻并直接遭受肉体摧残的领导干部。1969年5月，胡耀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曾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原中国[ZhongGuo]青年报社副社长陈模，在回忆干校生活时写道：耀邦同志要求干重活，连里就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参加[CanJia]防汛抢险……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都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往仓库送，什么苦、累的活儿他都干过。 1972年秋，胡耀邦离开干校，回北京[BeiJing]检查身体和休息。之后的三年，胡耀邦“赋闲”在北京[BeiJing]家中，借此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75年7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GongZuo]的邓小平提出要“整顿中国[ZhongGuo]科学院，加强领导”。一个[YiGe]月后，胡耀邦“出山”，任中国[ZhongGuo]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ZhongGuo]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1977年12月15日，北京[BeiJing]西单商场旁边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放炮的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是“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其中包括了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他们放炮的原因是：胡耀邦来了。 这一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组织部部长兼中央[ZhongYang]党校副校长。刚一上任，他就一心想要纠正“文革”中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和扭曲的思想。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PingFan]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平反[PingFan]的过程阻力重重，但胡耀邦从不退缩。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YiGe]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挑衅地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斩钉截铁地回答：“照样平！”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着手平反[PingFan]的第一个[YiGe]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时期，“四人帮”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胡耀邦决定以此案作为平反[PingFan]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GongZuo]。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终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PingFan]。 在胡耀邦的带领下，全国各地平反[PingFan]冤假错案的工作[GongZuo]取得了巨大成绩，共有300多万人得到了平反[PingFan]。 除了平反[PingFan]冤假错案，胡耀邦还十分重视纠正在“文革”中被扭曲的理论和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国震动。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这篇文章审阅把关的，正是胡耀邦。文章发表的前几天，胡耀邦最后一次仔细审阅了文章，在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后说：“我认为可以了。”这篇载入史册的文章就此诞生。 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为国内头条新闻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中央[ZhongYang]和地方报纸全文转载。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人这样形容文章的作用和冲击力：“中国[ZhongGuo]，就像一个[YiGe]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BeiJing]召开，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GongZuo]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没几天，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任命胡耀邦为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秘书长兼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在“文革”中被视为“阎王殿”，一度被撤销。胡耀邦上任后，马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会上他宣布，中央[ZhongYang]批准了《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PingFan]的请示报告》，让整个宣传系统精神大振。1979年10月30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ZhongGuo]文学艺术工作[GongZuo]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新作品。 6年批阅2000多封群众来信 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ZhongGong]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中央[ZhongYang]委员会总书记，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ZhongGong]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ZhongYang]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ZhongGong]第十二届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ZhongYang]委员会总书记(按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中央[ZhongYang]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在任期间，年届古稀的胡耀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工作[GongZuo]。 据《人民日报》报道，胡耀邦从1979年到1985年6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群众来信2000多封，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一封。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来信，谈到由于他父亲在“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弟弟韩仲元失去上学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没有工作[GongZuo]，一家三口生活很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为他安排工作[GongZuo]。胡耀邦对这封信非常重视，并作出了妥善处理。 深入基层、关心民众是每一位跟胡耀邦共事过的人对他的共同印象。1985年秋天视察西北时，胡耀邦一行住进当地一个[YiGe]兵站的两层楼。随行工作[GongZuo]人员安顿他上楼休息后，便在楼下打起扑克来。玩了一会儿上楼去，却发现胡耀邦不见了，大家全都慌了神儿，赶紧问门口的哨兵：“看见总书记出去没有？”哨兵摇摇头。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只好又问那个哨兵：“看见个小老头儿出去没有？”哨兵说：“看见了，一个[YiGe]人往那边的村子去了。” 当工作[GongZuo]人员找到胡耀邦时，发现他正盘腿坐在一户农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聊得兴高采烈呢。 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ZhongGong]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ZhongGong]第十三届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BeiJing]与世长辞，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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