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纽约[NiuYue]文人[WenRen] 贝尔[BeiEr]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MeiGuo]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BeiEr]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MeiGuo]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MeiGuo]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MeiGuo]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SiXiang]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BeiEr]那一代美国[MeiGuo]文人[WenRen]的“三明治思想[SiXiang]”，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NiuYue]文人[WenRen]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NiuYue]文人[WenRen]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BeiEr]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MeiGuo]，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NiuYue]文人[WenRen]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NiuYue]文人[WenRen]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ZiBenZhuYi]强国，美国[MeiGuo]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SiXiang]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NiuYue]文人[WenRen]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NiuYue]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MeiGuo]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MeiGuo]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BeiEr]。 那时的纽约[NiuYue]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MeiGuo]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MeiGuo]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MeiGuo]，而纽约[NiuYue]文人[WenRen]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NiuYue]文人[WenRen]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NiuYue]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BeiEr]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BeiEr]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NiuYue]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BeiEr]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MeiGuo]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BeiEr]才离开纽约[NiuYue]，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NiuYue]文人[WenRen]，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MeiGuo]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BeiEr]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BeiEr]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ZiBenZhuYi]与美国[MeiGuo]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NiuYue]文人[WenRen]，贝尔[BeiEr]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ZiBenZhuYi]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ZiBenZhuYi]。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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