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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SiXiang]中，“求真”的科学[KeXue]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KeXue]规律”加深、加强了他对社会[SheHui]主义思想[SiXiang]的信念，“社会[SheHui]主义”又使他对“科学[KeXue]”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KeXue]”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SiXiang]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KeXue]”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ZhiYi]。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敏锐地察觉到到世纪初以罗素[LuoSu]为代表的分析哲学[ZheXue]、数理逻辑学在思想[SiXiang]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ZheXue]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KeXue]”，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LuoSu]的思想[SiXiang]和分析哲学[ZheXue]，为“科学[KeXue]的哲学[ZheXue]”在中国[ZhongGuo]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KeXue]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KeXue]法”。在当时的思想[SiXiang]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LuoSu]的 《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LuoSu]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LuoSu]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LuoSu]“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ZheXue]家，是于近世在科学[KeXue]思想[SiXiang]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ZheXue]“科学[KeXue]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ZheXue]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KeXue]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SiXiang]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ZhongGuo]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ZhiYi]是科学[KeXue]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KeXue]”归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ZhiYi]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方文明，自古及今的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逻辑，而科学[KeXue]精神为现在中国[ZhongGuo]所最缺”。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KeXue]思想[SiXiang]战胜非科学[KeXue]思想[SiXiang]。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ZhongGuo]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ZheXue]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ZheXue]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ZhongGuo]哲学[ZheXue]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ZheXue]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 对科学[KeXue]、理性的推崇，使他的思想[SiXiang]发生了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 1922年他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思想[SiXiang]非常激进，明确主张社会[SheHui]主义革命。他以“赤”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 《个人[GeRen]不负罪恶责任》、《编辑室杂记》、《共产主义之界说》等文章，激烈地说：“社会[SheHui]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吾们只有：革社会[SheHui]之命；调理人之性。”“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SheHui]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SheHui]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ZhongGuo]，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ZhongGuo]。”而且，“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SheHui]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罗素[LuoSu]哲学[ZheXue]的差异，却越来越不认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 “结合”、互补。他在1930年代写的《现代哲学[ZheXue]的主潮》认为：“解析是要根据科学[KeXue]的，是反对承认不变的的本体的玄学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点”，“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辞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实如实的。唯物则尤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极致可使一切学问统一于一，这一点至少也是唯物之所从同。以此种种，最近世界哲学[ZheXue]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ZheXue]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逻辑解析“偏重于分”，辩证唯物 “侧重于全”；“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但由于二者有共同的基础，“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总之，“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SiXiang]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ZheXue]的问题而已？”这最后的问题，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KeXue]”“科学[KeXue]哲学[ZheXue]”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KeXue]、哲学[ZheXue]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SheHui]，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因为张申府在1930年代初就认为，科学[KeXue]的“求真”与人类社会[SheHui]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KeXue]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KeXue]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KeXue]或科学[KeXue]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此”；“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SheHui]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的介绍、宣传社会[SheHui]主义学说。当然，他还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罗素[LuoSu]主张的改良的行会（Guild）社会[SheHui]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SheHui]主义区分开。也可能，他是有意“混淆”这两种学说，想以科学[KeXue]、理性来使“革命”不那样“暴力”。 不论如何变化，在五四时期科学[KeXue]思潮在中国[ZhongGuo]的传播和社会[SheHui]主义在中国[ZhongGuo]的兴起过程中，张申府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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