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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筼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延伸阅读>>>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最后二十年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LiShi]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ZiJi]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ZiJi]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今年是陈寅恪诞辰120周年，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LiShi]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等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他没有任何学位却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其学问[XueWen]）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课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 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JianChi]主见，全天下都出了名。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DuLi]，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XueWen]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XueWen]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XueWen]。”1953年，中央历史[LiShi]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LiShi]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LiShi]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ZiJi]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DuLi]精神、自由[ZiYou]思想[SiXiang]，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DuLi]之精神、自由[ZiYou]之思想[SiXiang]，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DuLi]精神和自由[ZiYou]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SiXiang]而不自由[ZiYou]，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JuJue]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LiShi]、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ZiYou]意志和独立[DuLi]思想[SiXiang]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JuJue]。 拒改一词 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XueWen]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ZiJi]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JianChi]用文言文写作，坚持[JianChi]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ZiJi]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ZiJi]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ZiJi]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JuJue]修改，坚持[JianChi]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 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LiShi]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LiShi]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SiXiang]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ZiJi]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LiShi]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JianChi]“不再上课”。1959年，历史[LiShi]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ZiYou]而加以拒绝[JuJue]，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JuJue]。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ZiJi]深爱的讲坛。 康生吃了闭门羹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ZiJi]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JianChi]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1967年陈寅恪便有这样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ZiJi]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中山大学）的组织交代。”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ZiJi]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ZiJi]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DuLi]之精神，自由[ZiYou]之思想[SiXiang]”的体现，是其“思想[SiXiang]而不自由[ZiYou]，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
（参考资料：《学界泰斗陈寅恪》，王川，广东人民出版社；《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三联书店等）
国学大师（陈丹青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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