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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WenTi]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BeiJing]，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WenTi]。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YiGe]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YiGe]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ZhouEnLai]，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为周恩来[ZhouEnLai]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TuShuGuan]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谈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MaoZeDong]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MaoZeDong]？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BeiJing]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ZhouEnLai]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TuShuGuan]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BeiJing]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TuShuGuan]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MaoZeDong]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TuShuGuan]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MaoZeDong]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MaoZeDong]，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TuShuGuan]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MaoZeDong]做图书馆[TuShuGuan]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MaoZeDong]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BeiJing]大学图书馆[TuShuGuan]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MaoZeDong]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MaoZeDong]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MaoZeDong]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MaoZeDong]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MaoZeDong]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ChengLi]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MaoZeDong]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WenTi]，毛泽东[MaoZeDong]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YiGe]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WenTi]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WenTi]。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YiGe]问题[WenTi]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BeiJing]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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