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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FuQin]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FuQin]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FuQin]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FuQin]，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FuQin]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FuQin]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NaShi]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WoMen]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WoMen]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FuQin]谈他们的事。 那时[NaShi]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WoMen]就赶紧躲开了。后来[HouLai]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FuQin]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HouLai]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FuQin]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MeiYou]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FuQin]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FuQin]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FuQin]后来[HouLai]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NaShi]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WoMen]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NaShi]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FuQin]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FuQin]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FuQin]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FuQin]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FuQin]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FuQin]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HouLai]在文章里批评父亲[FuQin]“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FuQin]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FuQin]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HouLai]告诉我，那时[NaShi]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HouLai]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HouLai]的政治斗争将这个[ZheGe]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HouLai]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FuQin]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ZheGe]评价成了父亲[FuQin]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MuQin] 母亲[MuQin]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FuQin]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FuQin]与母亲[MuQin]算是青梅竹马，父亲[FuQin]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NaShi]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ZheGe]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WoMen]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FuQin]没有[MeiYou]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MuQin]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MuQin]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WoMen]家，这么多人没有[MeiYou]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FuQin]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NaShi]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MuQin]——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MuQin]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FuQin]，只要是父亲[FuQin]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MuQin]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FuQin]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MuQin]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FuQin]把母亲[MuQin]、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FuQin]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MuQin]并没有[MeiYou]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MuQin]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MuQin]收到父亲[FuQin]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MuQin]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FuQin]爱吃母亲[MuQin]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MuQin]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NaShi]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WoMen]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WoMen]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MuQin]特地给父亲[FuQin]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FuQin]并没有[MeiYou]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MuQin]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FuQin]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WoMen]依然没有[MeiYou]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FuQin]去了延安。起初，我们[WoMen]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FuQin]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MuQin]，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FuQin]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MuQin]，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FuQin]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WoMen]和父亲[FuQin]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FuQin]离开后，母亲[MuQin]独自带着我们[WoMen]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FuQin]，母亲[MuQin]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WoMen]：“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WoMen]兄弟三个那时[NaShi]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MuQin]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HouLai]回忆，母亲[MuQin]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ZheGe]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WoMen]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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