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坛甘草梅 父亲[FuQin]走后，我们[WoMen]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MuQin]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MuQin]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WoMen]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MuQin]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MuQin]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MuQin]，才会如此渲泻她的绝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刚回湖南时，我们[WoMen]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HouLai]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MuQin]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WoMen]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MuQin]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FuQin]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MuQin]终于有了父亲[FuQin]的消息，但是这个[ZheGe]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FuQin]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FuQin]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MuQin]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WoMen]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MuQin]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MuQin]，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HouLai]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MuQin]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MeiYou]听到过母亲[MuQin]一句呻吟。 我们[WoMen]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WoMen]都已入睡时，母亲[MuQin]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FuQin]，实际上我们[WoMen]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FuQin]让母亲[MuQin]带着我们[WoMen]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NaShi]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FuQin]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MuQin]还蒙在鼓里。我后来[HouLai]在上海见过父亲[FuQin]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HouLai]也回忆，1934年父亲[FuQin]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MuQin]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MeiYou]在我们[WoMen]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FuQin]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MeiYou]。母亲[MuQin]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FuQin]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FuQin]。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MeiYou]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FuQin]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FuQin]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FuQin]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FuQin]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FuQin]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FuQin]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FuQin]帮助阅看，而父亲[FuQin]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MeiYou]第二人。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FuQin]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FuQin]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HouLai]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FuQin]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FuQin]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FuQin]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FuQin]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FuQin]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FuQin]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FuQin]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MeiYou]？”他老老实实在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FuQin]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WoMen]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FuQin]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FuQin]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FuQin]生前是否知道这个[ZheGe]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ZheGe]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FuQin]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FuQin]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FuQin]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FuQin]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FuQin]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HouLai]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FuQin]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