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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FuQin]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FuQin]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FuQin]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ZheGe]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FuQin]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WoMen]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FuQin]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FuQin]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FuQin]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FuQin]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MeiYou]扩散；二是那时[NaShi]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NaShi]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ZheGe]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FuQin]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FuQin]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FuQin]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ZheGe]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ZheGe]消息，好像也没有[MeiYou]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NaShi]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FuQin]被关进去之后，我们[WoMen]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ZheGe]消息于我们[WoMen]，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WoMen]知道父亲[FuQin]还活着。 此后，父亲[FuQin]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WoMen]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WoMen]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HouLai]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FuQin]没有[MeiYou]，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MeiYou]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FuQin]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MeiYou]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MeiYou]回答我，此后我们[WoMen]再也不提及这个[ZheGe]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FuQin]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FuQin]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FuQin]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FuQin]没有[MeiYou]，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FuQin]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父亲[FuQin]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MeiYou]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FuQin]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FuQin]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MeiYou]意识到，江青后来[HouLai]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HouLai]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FuQin]那时[NaShi]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MuQin]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FuQin]。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FuQin]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FuQin]。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MeiYou]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NaShi]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WoMen]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FuQin]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HouLai]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FuQin]等四人，父亲[FuQin]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WoMen]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FuQin]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FuQin]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FuQin]。父亲[FuQin]对我们[WoMen]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FuQin]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MuQin]，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WoMen]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FuQin]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FuQin]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ZheGe]世界。父亲[FuQin]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WoMen]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FuQin]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FuQin]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WoMen]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ZheGe]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FuQin]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FuQin]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FuQin]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FuQin]并不干涉。我后来[HouLai]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WoMen]双双来北京看父亲[FuQin]，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ZheGe]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ZheGe]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FuQin]，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MeiYou]在父亲[FuQin]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WoMen]也没有[MeiYou]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FuQin]一起生活。当时父亲[FuQin]、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FuQin]从来也不过问。 其实我与父亲[FuQin]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FuQin]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ZheGe]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FuQin]对她好。因为父亲[FuQin]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FuQin]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FuQin]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WoMen]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NaShi]候父亲[FuQin]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NaShi]候她显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WoMen]这个[ZheGe]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FuQin]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WoMen]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FuQin]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FuQin]。只有我们[WoMen]父子在的时候，我们[WoMen]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FuQin]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WoMen]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FuQin]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FuQin]。那天父亲[FuQin]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WoMen]和父亲[FuQin]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FuQin]，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WoMen]，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MeiYou]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FuQin]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FuQin]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WoMen]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FuQin]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WoMen]离开。这没有[MeiYou]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FuQin]有父亲[FuQin]的无奈。 父亲[FuQin]去世后，我们[WoMen]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WoMen]互相之前没有[MeiYou]任何交流。我想，父亲[FuQin]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FuQin]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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