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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谈汪曾祺:他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2)
2011-03-15

   

    晚年的汪曾祺

   

    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就是这样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ShangHai]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ShangHai]。黄永玉时常在书信里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1954年6月12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1954年6月26日)

  赵头牌(即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1965年4月1日)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约七十年代后期7月18日)

  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形势的变化,黄、汪的交往虽然继续着,但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这是黄永玉自1989年春天旅居香港[XiangGang]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TaMen]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不到一年,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8月,黄永玉在北京[BeiJing]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XiangGang]重又回到北京[BeiJing]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他在我心中的分量太重”

  2008年岁末,在北京[BeiJing]东郊的庭院万荷堂,黄永玉先生从容地漫谈汪曾祺:

  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YiGe]婴儿”。

  在上海[ShangHai],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我的画只有他一个[YiGe]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MuKe]《海边故事》,一个[YiGe]小孩爬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有一天,我打电话到他的单位找他,接电话的人问我谁?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黄永玉,请他今天晚上来我家里吃饭。半年后,他见到我,说你真大胆。原来那天他正在挨批判。

  “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YiGe]月他就来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还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他在那里还继续写小说。写了一篇《羊舍一夕》,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MuKe],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

  “文革”开始后他们[TaMen]剧团整他,造反派们到关押我的牛棚来调查他的情况,审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WoMen]是朋友。“还是朋友!”他们[TaMen]就用手里拿着的康乐球杆捅我的腰。

  后来,他参加样板戏的创作,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孩子们想去看《沙家浜》,找他。孩子们本来兴冲冲去的,总在外面说“我们[WoMen]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我觉得,当你熟悉的人这么渴求的时候,是可以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的。

  “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1996年我回到北京[BeiJing],有一个[YiGe]聚会,把老朋友都请来了。我也请了汪曾祺。他来了,我问他:“听说你又在画画了?”他说:“我画什么画?”这是我们[WoMen]讲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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