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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此延续下去，长达四十多年，直到沈从文[ShenCongWen]1988年去世。 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还是用本名“黄永裕”，是沈从文[ShenCongWen]建议改为“黄永玉”，“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YiGe]“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寄寓了沈从文[ShenCongWen]对一个[YiGe]艺术家未来的厚望。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 汪曾祺说：应该“投资”黄永玉 回到汪曾祺信本身。六页信纸已泛黄，字很小，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写了差不多五千字。汪曾祺首先向沈从文[ShenCongWen]通报与黄永玉的见面经过以及对其木刻[MuKe]作品的印象： 昨天黄永玉（我们[WoMen]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TaMen]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跟他同来的是两个“小”作家，一个[YiGe]叫王谌贤，一个[YiGe]韦芜。他们[TaMen]都极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23岁），充满任何可以想像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YiGe]。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YiGe]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汪曾祺的艺术敏感与艺术理解力令人叹服。正是基于他对黄永玉艺术个性的分析与解剖，他才郑重地说出了应该往年轻的黄永玉身上“投资”的话。他还在信中另一处将黄永玉称作“天才”，他这样强调说：“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 黄永玉在上海[ShangHai]逗留一年多之后，1948年3月与张正宇结伴而行，前往台湾。几个月后，因台湾出现政治险情，他又逃往香港[XiangGang]。在香港[XiangGang]，他居住了四年，直到1953年2月移居北京[BeiJing]。 香港[XiangGang]四年，是黄永玉艺术发展的一个[YiGe]重要转折，其艺术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YiGe]高峰——创作形式由木刻[MuKe]、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在这里，他举办了一生中最初的三次画展；在这里，他得到最早而又最集中的名家嘉评与推广；在这里，他又招致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指责与批评…… 一切都在香港[XiangGang]四年发生。一个[YiGe]在抗战期间开始学习木刻[MuKe]的年轻漂泊者，至此，终于脱颖而出。这是黄永玉的最初成功，并为他未来六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角度说，汪曾祺这一知音的出现，对于黄永玉有着特殊的历史意味。 渐行渐远的友谊 五十年代初，当远在北京[BeiJing]的汪曾祺，为黄永玉在香港[XiangGang]举办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ShenCongWen]一样，也建议黄永玉从香港[XiangGang]到北京[BeiJing]来。他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同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离开香港[XiangGang]来到北京[BeiJing]，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以后的岁月里，当年上海[ShangHai]“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YiGe]城市。他们[TaMen]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数十年间，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能够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的殊荣…… 黄永玉1953年来到北京[BeiJing]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MuKe]《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TaMen]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1957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冲击，却没能逃过“文革”初期的批斗与1974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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