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经国在莫斯科的告别茶会上说：“中央派我到中国[ZhongGuo]，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随后，他还与斯大林见面，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时共产[GongChan]国际和苏共对蒋介石[JiangJieShi]的评价又变了，共产[GongChan]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盛赞蒋介石[JiangJieShi]深明大义。 到了海参崴，陪同他回国的康生，与他联合给中共[ZhongGong]莫斯科党部发电：“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GongChan]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我们由苏联[SuLian]海滨向各位共产[GongChan]同志最热忱的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从共产[GongChan]党的命令。 经国与父亲[FuQin]见面前，拜会了吴稚晖。经由吴转达，蒋中正才同意召见。蒋显然对这个共产[GongChan]党员儿子很不放心。1937年5月12日，他给经国写信，要求蒋经国重读三民主义与孙文学说。信中说：“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不仅如此，还派了徐道邻与经国在溪口同住，用意颇为明显。 蒋还要求儿子继续读曾文正、胡林翼的书。也许他觉得这十二年经国在苏联[SuLian]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赤化”，亟须纠正。经国似乎也愿意向父亲[FuQin]表现出自己进步的一面，在去信中大谈自己对传统文化、三民主义的认识。一个月后的6月16日，蒋在日记里评价经国，“文字思想皆有进步”。 但蒋经国的行为依然难以完全摒弃共产[GongChan]党作风。次年春天，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他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遭到熊式辉投诉，说他作风像共产[GongChan]党。蒋介石[JiangJieShi]也接到类似的投诉。忠义救国军负责人文强，受戴笠之托，每个月跟蒋经国见面一次。文强向他解释国民党[GuoMinDang]的派系斗争和现状。而经国则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些谈话记录转呈戴笠，再转呈蒋。 皖南事变后，苏联[SuLian]对国民党[GuoMinDang]的援助减少。这年春天，苏联[SuLian]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蒋经国才渐有反共情绪。他在《青年日报》上开始发表反共文章。此后，他在赣州推行“赣南新政”，颇受外界好评。他经常为人称赞的一点是，喜欢亲近工农大众，平易近人。这大约是他保留的唯一 “共产[GongChan]作风”了。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经国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亲美态度，蒋经国已经不被苏联[SuLian]信任。因为接收东北的问题，他在1945年圣诞节赴莫斯科，曾经两度拜会斯大林，寻求东北问题之解决。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两面派手法，“伪装他是苏联[SuLian]真心的朋友”。 1946年2月22日，重庆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反苏游行，游行队伍砸毁中共[ZhongGong]的报馆，冲进苏联[SuLian]使馆，蒋经国曾力劝其不可。 蒋经国本人，此时仍对苏联[SuLian]保有些微好感。他也曾数度与苏联[SuLian]驻华武官罗申将军密谈，想促成蒋中正与斯大林之会面。4月18日，他还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要求，美国空军必须放弃南京的一个招待所，供苏联[SuLian]大使馆使用。还有人说，他在上海整顿经济期间，还曾阅读过《列宁全集》。他大脑里的马列思维，似乎还无法完全去除。整顿经济有一个“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也是列宁式的。 蒋经国从一个坚定的苏共党员到最后完全承继三民主义，用了十二年时间。在与中共[ZhongGong]和苏联[SuLian]几度交手后，他本人的思想开始转向。在苏联[SuLian]目睹的大清洗以及延安整风，对他影响也很大，蒋介石[JiangJieShi]、徐道邻、戴笠、文强等人与他的谈话，也不消说，更重要的是，战后他亲身处理的东北问题，让他得以完全看清楚苏共的实用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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